
冷战时代,我们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经般地研究资本论;冷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携政治胜利在中国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仿佛被“边缘化”,愿意学习者远远少于西经(好在西经过分强调数学,挡住不少人。)但两种现象表明我们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是胜利者话语主导,缺乏对真理执着追求。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大的马经倒有独立之精神(排除政治因素)。
目前学马经的不敢轻视西经,反是学西经的,不通劳动价值论也敢大放厥词的不少,看不起学马经。美国人可以不学中文,中国人却必须学英文;学马经除了搞通老马老恩,还得了解弗里德曼、哈耶克、贝克尔等,未来属于谁?
搞西经的会发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的难受,层出不穷的新理论,谁让欧美有那么多经济学家?至于学术霸权,郎咸平当年挑战,向张维迎要经济学国际重要期刊文章,丁学良讲三个半经济学家,在国内耀武扬威,动不动说别人不懂经济学的一大堆的西经学者都失语,多令人失望。
英美主流经济学的殖民地的自卑让人提出中国高校应该减少培养本土的经济学博士,专注于为英美主流经济学重镇输送优秀的博士生。英美应笑得合不拢嘴,人力资本还讲成本和投资,到了中国就能空手套郎!按这种逻辑,其实,中国高校更应该让这些培养不出本土的经济学博士的导师们下岗,换一帮洋鬼子外援更合适,再往深处想,是不是我们应该像香港一样被英美殖民,加速现代化?
总之,多元胜过一元,宽容促进学术,自信构成主体,边缘有利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