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认为，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将一直维持在生存水平的制度工资。工业扩张可以在不提高工资成本的条件下进行，工业资本积累很高。这种低工资、高积累的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农村劳动力被吸纳。但我国珠三角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却恰恰是在中国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出现的，之后带来的是农村劳动力工资的上涨，这与刘易斯的模型是相悖的，原因何在？

     请大家发表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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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smallfishcn的关于置顶的一点评论。

二元经济模型确实在80年代以前很火、这也是结构性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因为理论上这个模型很完美。但是这个理论在实践的政策分析中收到了挑战、在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按照模型说解释的那样。所以这样的理论在中国出现偏差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二元经济模型主要是从宏观上来分析问题、但是农民的微观主体有时并不是如宏观上所讲的那样。所以导致了90年代以后的微观发展经济学的兴起。这主要是运用家计模型来分析农户的行为、这导致了政策分析工具的巨大变化、使得政策更具有有效性。这个问题我在本版的lyy的帖子中已经做了一些介绍。

因为如有些朋友所说∶在珠江三角地区的待遇很差。农民工开始转移到长江三角地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跪过程。我们称之为"双转轨"。这样导致了经济分析的复杂性。

这个领域里面不错的分析专家有人大的曾寅初教授。大家可以在他的主页上下载到很多这方面的最新的研究。

http://sard.ruc.edu.cn/zengyinchu

欢迎大家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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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smallfishcn于2007-2-9 11:57:26编辑过]

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剩余的。

可要是这剩余的劳动力进了城市以后，连劳动力都不是了，有人会做民工吗？

珠三角的用工环境是极度恶劣的，有些企业民工(包裹童工)进去一个残一个，化工中毒，机械工伤，火灾，还有拖欠工资等等，民工一言概之就是“太黑了”。

另外一个，当地的农民权益保护得比较好的，没什么逼迁事件，农民主要种经济作物，保护价落实得好，基金合作制度完善，收入有一定保证。

部分地方出现农民受到市场洗礼后，视野大开，带着技术，吸引资金回家自己做加工企业的现象。这个应该是件好事情。

为什么不从时间上来看呢?春节过后确实出现了民工慌,可是没一个月,还有这种现象吗?

应该是从两个方面来说1,企业没有跟上我国发展的节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最低工资水平已经上调,通讯手段的发展已经没有象以前一样出现的消息闭塞,而且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忽视了我国教育水平的发展速度;2,应该说珠三角的调整能力是很强的,而且加上我国媒体的大力宣传,人们对于经济学的供求矛盾也是体会最深的,所以现在就没有这么严重的现象了.

我国的农业政策真的有效吗?不见得,而且从今年开始的中美中欧的贸易摩擦使得珠三角的劳动密集性企业的定单减少,使得拥有一定技术累积的农民工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单纯的劳动密集已经不是很吃香了.大量劳动里转投长三角就已经说明问题.

感谢楼上几位的讨论，我个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回流之说目前尚不成熟，第一，农村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被城市占用的土地之间形成的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现有的尚未转移完毕，新增的更不用说，但不排除个别局部和区域的回流现象，但并不普遍。第二，国家重视“三农”问题的政策实施不久，政策的滞后性加之并不一定有效，还没有使农民真正感受到发展前景，所以，凭借政策说回流，尚不成熟。

刘的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工业积累的问题吧，还忽略了规模报酬递增。农民进城因为比较利益，城市的工资应该说是预期工资高于在乡村的收入，这个理由还应考虑进城找工作的风险。当哪天这个条件不能满足的时候，民工荒自然产生了

这是中国的地区差异大，还有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造成的，你可以看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是对拉美国家的经验总结，是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如何实现一个后发国家进入工业社会的思考，对于20世纪

中期的经验总结是成功的，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才有“费景汉、拉尼斯”的改造，但是尽管修正了刘易斯对农业

的不重视因素，但是却接收了“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概念，所以可以说有发展而无创新。

至于对中国的演绎，出现的问题更多，因为按照刘易斯模型，两地的工资差距越大，转移力度越大，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民工潮主要

是从中部地区转移东部，而不是更为贫穷的西部转移的力量大；后期的托罗达模型以及依斯特林的“相对剥夺”理论对中国劳动力转移有着

更为经典的解释，就我个人来看，依斯特林的相对剥夺理论更为合理，因为这样才能解释中国出现无数的“新疆村”、“浙江村”……

之所以在中国出现有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还有大量转移，是因为“进城农民工”——而非“在乡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乡镇企业）具有如下

的特点：

首先，进城农民工以“廉价工资”和零福利为强硬手段迫使城市国有企业工人阶级从“减员”到“换员”。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以股份制、

产权改革为手段，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倾向于裁减人员。但是据估算，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约占1/3，如果这些富余人员都与企业解除劳动关

系，大多数企业无力支付经济补偿金，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也没有这样大的承受能力，此种状况使得国有企业选择了“换员增效”。而进城农

民工的廉价工资是不包括子女抚养费用以及自身的教育培训费用的，且国有企业无需支付进城农民工的保险、企业福利以及社会福利的。马克

思曾经说过：“失业工人的压力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而在我国，进城农民工的廉价工资压得城市工人抬不起头，因此进城农民工

阶级正在逐步替代传统的工人阶级成为城市工业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主体。

第二，进城农民工阶级以高强度体力劳动从事脏重苦危的工作岗位抢走了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饭碗。“对于下层阶级来说，生活的逼迫、无

休止地为果腹而奔波，和文化知识的贫乏使他们保持着人类自强不息的原始本能和不断更新的活力从当前的城市现实中，我们发现进城农民工

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几乎被发挥到极致，而其结果必然对城市下岗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形成巨大的阻碍。从数据上来看，1998年下岗职工的再

就业率为50％，2001年降至30％，2002年降至20％以下，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率的持续下降充分显示了在体力劳动的竞争中，进城农民工具有

绝对的“优势”。

第三，就地方政府而言，输出地政府大量组织本地农民输入，因为对于四川这样的省份，农民工的汇回收入已经超过本地的财政收入！！！

对于输入地政府而言，在当前的地方分治原则下，输入地政府无需支付外来人口的服务成本，因此输入地地方政府可以为本辖区公民实行

“腾笼换鸟”以及强烈的职业限制政策。其理论如果用托罗达的模型可以解释，它清楚的说明了城市就业的创造无助于城市失业问题的解决。

第四、进城农民工正在进行历史的整合，他们是中国的末代农民，尽管他们正处在一条在我们看来是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但是对于整个

农民阶级而言，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当前利用户籍制度、传统的等级制度剥削农民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我们民族

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五，民工荒是农民工对资本的一种被动式罢工，但是这种罢工被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团结所破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工荒出现后，甘肃、

陕西等省份主动组织自己的民工去打工，这削弱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曼德尔说过：“组织之于无产阶级正如刀剑之于封建骑士、资本

之于资产阶级一样重要。”工人阶级的分裂使得我们的民工荒现象不能成为制度，而是一种阶段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