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旷世奇文《黄万盛：大同的世界如何可能？》 [推广有奖]

大同的世界如何可能

[文 / 黄万盛 ]

[内容提要]全球化的出现，除去技术因素，主要得益于“冷战”的终结。由此，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基本方面也成为建构全球化社会的主要法则。作者展开“三大批判”：科学技术主导批判、市场经济原则批判、民主的选举政治批判，并希望将大同理想带回现代社会，对全球化的发展提出基本方向。作者认为，自由主义左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精神力量。

Abstract：Apart from technical factors， the ending of the cold war has played the major role in bringing about globalization. Consequently，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capitalism set the main rules for a globalizing societ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launches “three critiques” on three basic components of capitalism： the orien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rinciple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election. The author hopes to bring back the ideal of a unified society to our times and insists that liberal leftism be our most wanted source of inspiration.

一、一个并不美丽的世界
　　
　　旷古迄今，源远流长，在历史的岁月中，不折不挠地绵延着一个辉煌理想：建设一个共同的世界，让所有的人、所有的群体、所有的民族共享和平和繁荣，不再恐惧、仇恨，不再杀戮、战争。人，应当而且终将全面地展现人性的光辉。这个迷人的梦想，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永远地拨动着理想主义者探索的心弦。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到罗尔斯“公正为万民之法”；在中国，自孔子“天人合一”、“大同”理想肇端，历朝历代的志士仁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慷慨悲歌之中。我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上下求索，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格气魄，“和而不同”的群体理念，“协和万方”的天下心态，为建设人类生存共同体贡献了最宝贵最丰富的资源。

　　但是，这个美丽的理想不断地被玷污，不断地被糟蹋！军阀和政客假着“共同的世界”的美名，把历史演绎成一串强权、霸道、扩张、侵略的血腥事件，即使在今天，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样的故事还在延续；投机客、奸商们在“发展、共荣”的幌子下，把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地演变成穷与富的关系，把这一差别名正言顺地越搞越大，其间的对抗愈演愈烈；道貌岸然的思想家和无聊的文人们，不是竭力地歌颂庸俗社会，就是把“共同的社会”理想篡改成毫无人性的道德和精神的暴政。雅克·德里达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是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全球市场的突然出现，电子网络的推广运用，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欣喜若狂，以为“大同世界”已经降临，只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法制建设、公民社会、中产阶级推广到四面八方，世界就会太平，天下就是大同。不光是一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导师们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精英们也作如是想，这份执着，因为对现代化的饥渴，甚至显得比西方的那些人们更加虔诚、更加顽强。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学子毫不吝啬地把他们的学术激情倾注在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现代性理论中，企图在理论盗版和学术拷贝的狂热中，开辟一条中国走向世界的阳光道路。世界充斥了一种类似被兴奋剂刺激起来的高潮和快感，自信满满，踌躇不已，目标确定，道路开通，一体化的世界已然在握。可是，浅薄的快乐总是短命。人们很快发现，虽然全球化展现了一种可能性，也创造了很多必要的条件，并且，它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大同的理想却依然遥远，人与人的隔膜，族群之间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仍然主导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贫穷、疾病、恐怖、战争、无奈和沮丧，仍然弥漫在世界大地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峙更是前所未有、危如累卵。这个世界并不美丽！
　　
二、两个论坛：从达沃斯到哥本哈根
　　
　　当今世界有两个最为著名的论坛，一个是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一个是哥本哈根论坛（世界社会发展研讨会），这两个论坛初创的旨意很能代表世界的转变。

　　达沃斯，瑞士小镇，安逸迷人、风光旖旎，一万三千人口，散居在阿尔卑斯山一条十七公里的蜿蜒峡谷中。1971年，日内瓦人、经济学家克劳斯·史瓦布在这里创建“欧洲管理论坛”，这是达沃斯论坛的前身。没有重大技术的突破和运用，经济的唯一任务就是管理。强调“管理”，而且是区域管理，相当精确地体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特征。从八十年代起，中国、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相继出现，加之电脑工业的兴起，一种朦胧的新经济取向开始冲击原来的区域经济格局。一个动人的幻想开始波涌蔓延：经济可以改变世界，一个新的世界呼之欲出。因应这个变化，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正式宣布易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区域”变成“世界”，“管理”也变为“经济”，论坛的中心旨意可以非常清楚地解读出来：世界是经济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的经济！这一点甚至从论坛的构成得到证明，参与论坛的主要是各国的经济高层领导、大型企业的首脑、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仅仅论坛的一千多家大公司会员，每年的营业额就超过4万亿美元。他们关心的最大课题就是发展，经济发展就是最高的原则。

　　随后的进展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经济的发展的确突飞猛进，可是，南北差别更大了，贫困和饥俄仍然威胁世界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少数暴富垄断的财富和大多数中下层人民维持生计的财产之间的比差越来越大，令人咋舌；弱势群体、贫困阶层的生存保障、基本教育、卫生防疫、疾病医疗、赈灾救急，每一个方面都危机重重、情势紧迫，还不用说，除了这些与经济相关的方面之外，另有更为严峻的困难，发展与资源的冲突、生存与环境的冲突，加上地缘冲突、种族冲突、宗教冲突、文化矛盾、代际矛盾、性别矛盾正在严重地撕裂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是很重要，发展也可以是大道理，可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述问题反而变本加厉愈发严重了呢？可以肯定地说，单凭经济发展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社会发展来导引经济发展的方向，那种单纯追求财富增长的经济发展完全有可能把人类导向更大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区别于经济发展的主题，联合国在丹麦召开了“社会发展高峰会议”，世界首脑云集哥本哈根，达成了对人类的未来有深刻影响的远见公识：

　　我们的社会必须更有效地响应各国、各区域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不仅必须以此作为紧急要务，同时也是未来岁月中持续不断、坚定不移的承诺。
　　
　　这些承诺包括：创造能够使人民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作为人类在道义上、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必须的行动，以果断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达到消灭世界贫穷的目标。促进全面就业这一目标，将其作为我们经济和社会政策一个基本的优先事项，并承诺所有男女能够通过自由选择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谋求稳定和可持续的生计。建立稳定、安全和公正，并基于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以及基于不歧视、容忍、尊重多样性、机会平等、团结、有保障，和所有人包括处境困难和易受伤害的群体和个人都参与的社会，以促进社会融合。促进对人的尊严的充分维护和实现男女平等和公平，确认和增进妇女在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发展方面的参与和领导作用。促进和实现人人平等地享有良好教育、在身心健康方面树立可以达到的最高标准，和人人享有基本保健服务的目标，特别努力纠正同社会条件有关的不平等现象而不论种族、民族本源、性别、年龄和残疾，尊重并促进我们共同的和特有的文化，努力加强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维护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且致力于充分发展人力资源，和致力于社会发展。这些行动的目标是消除贫穷、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融合。

　　显而易见，哥本哈根高峰会议展现了一套与早期的达沃斯论坛不尽相同的理念，它把“大同理想”带回现代社会，为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基本的方向。经济的发展并非至高无上，它必须服从人和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类的共同的持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目的。我们得感谢雅克·布道和他的战友们。布道曾经担任联合国关于社会发展方面的高级职务，他对于促进这套理念成为哥本哈根的共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方向，付出了极其辛苦的努力，他的浓重的法国口音的英语，从美洲到欧洲，从亚洲到非洲，不遗余力地呼吁着，为了一个共同世界的理想，我们必须奋斗！

　　从1995年高峰会议之后，哥本哈根“社会发展研讨会”成为今日世界一个经常性的思想中心，密切地关注着世界发展的方向，在一个经济常常成为宰制性力量的社会中，顽强地抵抗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对人心和人道的腐蚀和颠覆。这个力量虽然稚嫩，但却有力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影响着这个世界的基本准则。后来的达沃斯论坛也把这些目标列入了基本议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论坛了。

　　但是，一如历史的教训所示，建立一个共同社会的实践实在是不容乐观的任务，尤其在我们存活于其中的这个由资本主义充分塑造的消费主义社会，物质主义心态已经把精神性资源洗刷得相当稀薄，我们面对的困难空前绝后。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主要的困难事实上并不在于物质条件，就现在所拥有的物质能力，已经足以让这个地球上的人们过上相当不错的日子；真正的困难其实在于我们对所谓“大同理想”、“公共的世界”到底了解多少？
　　
三、三个批判：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批判
　　
　　二百多年前，康德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哉问“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划时代地改变了以往的观念世界，导致人们认识领域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所谓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开辟了主体性的理性主义方向，深刻地引导了人类社会的近代变革。今天，也有一个同样惊天动地的大哉问横亘在我们面前：大同理想的社会如何可能？天人合一的境界如何可能？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挑战性决不小于康德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看起来与人的日常生活、各种现实的境况紧密相关，因此不恰当地削弱了它的哲学意味，诱导人们更多地在形而下层面探索这个问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全球化高潮，除去技术的因素，主要得益于“冷战”的突然终结。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基本方面成为建构全球化社会的主要原则，一时间，科学技术主导、市场经济原则、民主的选举政治成为社会变革的不二法门，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流却转移到了资本主义内部，正由于这个转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才变得更加深刻、更有说服力。

　　1、科学技术批判

　　因为科学技术是一种中性的力量，而且科学技术的运用的确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有效地改变了人的生存状况，因此，发展中国家接受科学技术主导社会发展的观念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比接受任何一种西方的社会和政治观念要容易得多。但是，因此它也容易走向科学主义迷信。技术只有被赋予文化意义之后，才能成为促进“大同世界”、“全球社会”的手段和条件，否则，它完全有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的因素。十九世纪以来，现代工业技术的运用，改变了劳动力结构，每一次新技术的运用，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失业，创造富裕的同时也在创造贫穷，创造信心的同时也在创造潦倒。技术无情，它总是造成人与人的间隔和疏离，以技术为标准，把不能拥有技术能力的人，满不在乎地从生产领域中驱逐出去，周期性地为社会贡献一批又一批的弱势群体。这个困境持续至今，现代社会和当代经济学并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如何切实地把技术的运用和人的存在状况的改善有机的统一起来，而决不满足于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这些眩人耳目的数据，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除了社会学立场的批判之外，过度地迷恋科学技术的力量，还有更大的危险，这就是人作为宇宙的精华还能不能继续存在的问题。为了追求发展、追求效益，科学技术被肆无忌惮地滥用，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的基本的生存条件，全球化理论的先驱麦克·卢汉生前就指出，地球这个人类的“蓝色救生艇”已经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现在，还有人，甚至一些“科学家”们，认为科学技术绝对正确，不存在什么“科学主义”的问题，科学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科学来解决。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这种程度的科学迷信，实在令人震惊。不错，科学可以解决发展的问题，可是发展把人的存在条件都毁了，这个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可以促进发展，但是，它是不是可以消解由于科学发展造成的不可预期的后果呢？一部分资源和生态的破坏是不可逆转、不能再生的，靠科学技术又能如何？事实上，科学技术的运用和效益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对于创造人类生存的大同世界而言。环境的保护是所有人生存的必需，这是不分种族，不分贵贱的大同舞台。现在，环保已经越过了仅仅依赖技术处理环境灾难的阶段，环保越来越具有宗教性、精神性，越来越通过诉诸人的心灵回归，从根本上解决人和环境的关系。技术对解决环境危机仍然有意义，但决不是只有技术才能解决环境问题，更不是技术可以解决全部环境问题。难道培养人对自然的情感与责任，是科学技术问题？难道提倡节俭，抵抗消费主义的腐化和挥霍，以减少对自然的掠夺和消耗，这也是科学问题吗？不是！这是心灵净化，是境界培养，是人格塑造！环境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唇齿相依、生生与共。

　　迷信科学技术的最大危险在于它制造了人类群体性的生存危机，在今天，科学正在把人导向惶惶不安的生存恐慌，我们的未来不可预期，明天的一切，茫然无知。可是，我们必须走向明天，黑暗中的下一步，总是恐惧！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剧烈地改变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和人的自我认同，越来越多的家长忧心忡忡，他们迅速失去了对子女的影响力，失去了塑造子女的权利和责任，人类第一次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课题，新一代人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脱离了观念、伦理、责任的相袭相续，他们在网络的交互影响中自我成长。传统的绵延，文化的积累，都面临严峻的考验。下一代是我们的未来，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现在，家庭价值的问题被广泛强调，我们的家庭不能仅仅是人口繁衍的加工厂，不能仅仅是社会生活之外疲惫心灵的栖息地，家庭应当恢复它的培育功能，对子女们情感世界的塑造，对下一代精神和人格的培养，伦理责任的陶冶教化，这些都是家庭最基本而伟大的文化使命，家庭是文化的基础单位，是人的文化培养的摇篮，听任网络大潮把家庭责任和功能席卷而去，就是放任技术斩断人的文化命脉，这是对未来的犯罪。

　　另一方面，由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人甚至对他的血肉之躯的存在前景也迷惘困顿。转基因、干细胞、克隆、等等，生命本是宇宙大化千百万年的亘古造化，但是，现在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变。人作为存在意义的自我定义受到根本的挑战，所有关于意义的领域都将面临冲击，这个变化改变的是人的存在依据，是人的存在使命的合法性。生命和死亡是所有思想和哲学发生学意义上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命题。对人的生命诞生的奇迹的探索，对所有人终究要死的严肃面对，开发出整套整套激动人心、令人深思的思想体系；关于造化源泉的求索，发展出各种神学理论和哲学本体论；关于生命诞生的不可重复的求解，形成了天道、天命、阴阳、意义、价值等一系列伟大的观念；关于死的一视同仁，不仅更强烈地激发了对生的意义的反思，而且构成了关于平等、惩罚的先验根据，成为一系列价值原则的思考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生命、死亡的自然自在，人对此不能有所作为的自在的权威性，这是绝对存在。但是，这一切也许很快都将被改变，我们很可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精神崩溃的危机边缘。能不能避免这一危机的爆发，取决于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危险的认识程度，尤其是在生命、基因科学春潮初起尚未澎湃时！

　　可是，当下的情况很不乐观，人们几乎对这些严重的问题还没有任何准备，这套技术就已经开始推广运用了。现在，转基因的技术已经部分应用在人的食品生产中，可是，人们对它的可能的负面后果毫无警觉，因为市场的利润太大、太诱人了。一只鸡、一头牛、一口猪，被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催化得象着了魔地疯长，蔬菜瓜果从种子开始就被改造了，作为食品，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结构和生命过程早就被改变了，这些不再自然的化学品被慷慨廉价地投入市场，搜刮着老百姓的钱包，打发着寻常人的肠胃。那些技术开发商和生产商们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保证这些食品的蛋白质、维生素，保证着它们如何地合乎标准。我奇怪的是，假如真是如此，这个社会的有钱人包括他们自己为什么天天用几倍价格的有机自然食品精心维护着他们的躯体呢？没有比这个更虚伪、更令人作呕的把戏了。技术是用来帮助人的发展，而不是用来害人的！可是，有谁能知道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正被技术伤害着呢！在这个世界上的几千个生物化学的实验室里，每天都在培养着奇奇怪怪的生物、细菌、病毒，作为科学实验，这是完全正当的，人类需要这些研究来保护和拯救人的生命，可是，这些人工合成的病毒、细菌，因为没有天敌，而对人类具有更大的威胁，我们能够充分地预期并限制它的后果吗？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它所造成的灾难将会旷古震今，世界大战与之相比，充其量不过儿戏！胚胎克隆虽然被限制，但无时无刻不在蠢蠢欲动，一旦突破，生命便是无父无母。王艮说，天地创化之道，先化生，后形生，化生者，天地为父母，形生者，父母为天地！这种探索打通天地父母的形而上存在的恢宏气度将不复存在，未来的一天，我们要说试管、培养皿、橡皮管、营养液，就是父母、就是天地。这对人类的历史和存在将是多大的嘲笑啊！

　　科学技术是不应当自主的，因为它服务于人，因此必须“以人为本”来审视科学技术，而不是简单地迷恋科学技术的无限的创造力。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克隆人，就是它威胁到人的基本存在，为什么干细胞技术的开发受到那么多质疑，就是因为它突破了尊重生命的道德底线。科学技术只有被赋予深刻而清醒的文化意义才能真正成为帮助人们走向大同的手段和方法。

　　2、市场经济批判

　　建构全球化社会进程中，被渲染得最动人声色的要数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原则，这是被广泛称道、顶礼膜拜的至高法则。在“冷战”时代，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抗。随着计划经济的挫折，市场经济以一种全能的姿态开始主宰全球经济，救世主君临天下了。从上个世纪末当代的全球化经济兴起，计划经济成为人们贫困记忆中的痛中之痛，而市场经济却成了万方追求的经济情人，赞之、爱之，无不渴望相拥相揽，无论贫富、无论南北，全球齐唱自由市场经济的大颂歌。市场被幻想成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万能机制，它与自由、财富、增长、进步等其他价值紧密地联成一体，编织了当代人类规模最壮观的绚丽梦景，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它更象是一个可以保证脱贫致富的墙上画饼。

　　但是，无论多么美妙，迷思总有醒来时。市场经济不只是一种原则，一种经济形态，它更实际地是一整套经济运行的基本规范，更准确地说，这是一套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规范。它在资本主义世界浸淫了两百多年，不断完善、健全，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即使今天，也仍然在调整充实的过程中。可是，美国、欧盟、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却不论条件和地区的不同，把这套规范作为全球化经济的基本规范强行推广到世界的任何地区、任何国家。今天的所谓市场经济事实上很大程度地体现了强势国家的经济霸权，即使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主动自觉地投怀送抱，一些经济学家肉麻地摇唇鼓舌，也不能改变这种霸权事实！亚洲金融风暴的兴起和善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贸易冲突和压力、人民币所承受的莫名的过份指责，都是显而易见的例证。讽刺的是，凡是全盘照搬市场经济金科玉律的国家却几乎没有成功的典范，前苏联、南美洲诸国即是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作为成功的典范，决不仅仅只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恐怕更多地还要归功于，中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没有简单轻易地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虽然这些调控还不老练、甚至事与愿违。如果中国听任市场的自由发展、放弃政府的干预，那中国所面对的贫富差距、区域不平衡、工商农之间的利益矛盾、弱势群体的社会争议，要比今天更为严重。

　　在市场运行和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机制，其奥秘之解析，还远远不是今天经济学所达到的成就力所能及。重视市场的能力而不放纵，强调政府的必要干预而坚决防止全能政府的瞎指挥，防止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垄断，掌握其间的分寸，使经济真正成为人类可以共享的资源，这将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也是一个艰难的探索。

　　这个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反思海耶克，当代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绝对信赖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海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毫无疑问，海耶克反对“理性的傲慢”有深刻的含义，他对那种以人的理性设计来规划经济活动的后果有敏锐的洞见和强烈的批判，这一切都是宝贵的见解。海耶克的意义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对抗中，是“冷战”塑造了海耶克的价值，如果没有横跨上个世纪大半期的所谓美苏对抗，很难想象海耶克会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一旦离开了这个背景，海耶克理论的偏执是显而易见的。他相信市场有自己的宪章，可以自我完善，而完全无须人的干预，因而反对任何意义的人为调控。这样的市场仅仅停留在海耶克的理论中，从来没有成为事实，即使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国家也从来没有仅仅听信市场的力量，美国的财政部、联邦储备银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市场的干预。格林斯潘不惮其烦、上下其手地拨弄利率，不是在干预市场又是什么？晚年的海耶克经常抱怨美国没有接受他的理论，他在美国是被边缘化的。这其实是个必然的结果。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彻底地实践他的理论，他在后期甚至提出政府连发行货币的权力都不应拥有，应当让大公司们自行发行各自的货币，进行市场竞争，由市场对这些货币取舍调节。这些惊世骇俗的议论甚至连他的保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同道都认为是走火入魔不能接受。我注意到，在中国，一些人热烈地追捧海耶克，把他狂炒成当代中国几乎最大的学术明星，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确切想法，是想在中国实现海耶克那不可能实现的妄想，还是如同那些授奖的诺贝尔评委一样看到了这套理论对于计划经济体系巨大的颠覆力？但是，即便如此，这也多多少少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在这方面，人们总是容易高估市场经济的作用，事实上，无须远溯，即使最近的历史都能表明，集权政治的转变基本上都不是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恰恰相反，是集权政治的转型才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政策条件，打开了方便之门。政治的转变必需优先，否则经济的转变就没有必要的保障。在当代社会转型的发生学上，政治的转变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愿形形色色的海耶克式的迷幻不要沉溺得太久了。无论如何，针对我们的现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还是就建构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而言，海耶克应当而且也必须降温。

　　在任何意义上，经济、市场都是人类展现自我意义的条件和手段，不能离开人的完善的根本目标，听由经济、市场自行其是、兴风作浪。我们就是要在发挥市场的功能的同时，坚决地把对人的责任加诸市场，以防止市场的发展偏离人的发展的方向。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总是让人感动、令人景仰的学者，坎内斯·加尔布雷思。他和海耶克以及芝加哥学派的那些经济学家是如此不同大相异趣。从我办公室的窗口望去，一街之隔，绿荫环抱之中，一栋“哈佛红”的砖瓦楼房，宁静端庄，这就是加尔布雷思的家。每一次看它，心里总会涌起经久的温暖和敬意。他是被公认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美国当代历史进程的少数几位哈佛教授之一，他的著名的讲演“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最早也最有影响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强调经济、市场、企业必须为人、为社会服务的振聋发聩之声，这个九十七岁的老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一直在著书立说，指点着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方向。保罗·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将来，总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们这类经济学家的著作会积满尘埃，它们过时了；可是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会永远一尘不染，因为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永恒发展的问题，因此总会有人读它，总会需要它！是的，加尔布雷思、布道们是同一类人，因为他们的存在，人类心灵的明灯才长夜闪亮，在金融浊流昏天黑地、消费享乐天经地义的时代，我们仍然可以有向往，仍然敢于追求高尚而不虚伪、不媚俗！他们始终坚守人的意义的信念，始终肩负人的成长的责任，始终警觉和抵抗着市场之恶。

　　市场经济确有很多的优势，它有利于调动生产力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规模化的创造物质财富，人类今天能够掌握巨大的物质力量，市场经济功不可没。但是，市场存在着依靠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致命缺陷，市场是会作恶的。对这些方面缺乏了解、对市场缺少制约和控制，市场的成就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人类的灾难。

　　市场活动总是以追求利润为基本动力，所谓构成市场的供求关系早已改变了它的自然基础，现代的市场需要并不是人的真正实际需要，而是由市场的力量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虚拟需要。经济应当服务于社会，市场也应当是体现社会需要的市场，是保障人的生存互通有无促进流通的社会组织。但是，市场一旦获得它的自我意志，就会偏离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的功能，成为一个不动声色、没有硝烟人吃人的战场。这个市场的自我意志就是永不满足的赢利冲动，和所谓“自由交换”的谎言。在表面的“自由交换”背后，一方面是由产品塑造和诱导的欲望，所谓“生产决定消费”，另一方面是为生计所迫的无奈的消费，所谓“消费引导生产”，这种无选择的消费，有什么“自由”可言！

　　市场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太多的管制必然扼杀市场的活力。对于市场自由而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其次才是产品和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流通，对于全球化的经济共同体来说，没有劳动力的流通，它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市场。现在，绝大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按照他们的需要，把全球化仅仅限制为一种商品和资金的全球市场，它们可以颐指气使地指责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却坚决拒绝开放它自己的劳动力市场。这种虚伪最典型地体现在它们的非法移民政策上。相比其他西方国家，美国的移民政策是最宽松的，即使如此，也足以让人看到所谓“自由”的经济学含义究竟是什么。当美国经济需要廉价的劳动力补充它的劳动力市场，它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听任南部边境的墨西哥人在边界的铁丝网下影影瞳瞳，而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非法移民就成了失业、萧条的替罪羊，这是什么逻辑！大多数非法移民主要从事的都是美国人所不愿做的最低下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又是社会生活绝对必需的，但就是这些人随时准备背负美国经济的“原罪”，被逮捕、被遣送。这便是市场的公正和自由吗？这是何等的厚颜无耻、忘恩负义！

　　如果没有大同世界的理想，不能在公共社会的理念下寻求方略，以人类目前的经济格局、社会心态，是断断走不出这种恃强凌弱、欺行霸市的保护主义状况的。劳动力仍将先天地存在于不平等的价格市场中，一部分贫穷国家的血汗劳动廉价地支付着这个世界上另一部分发达国家无所事事的人享受的体面生活，同样是人，为什么一部分人的劳动就如此下贱，难道仅仅就是因为他们的国家身份？这个世界一方面高唱全球化颂歌，一方面却以国家的名义广泛地制造着“劳动力隔离”。这是以国家身份来制定人的价格和人的价值，是当代世界最普遍也最隐蔽的人格歧视，是最被习以为常的人权危机，但是，人权专家们却几乎默认了人最基本的劳动权力的不平等。何以改变这种情况，很难！我们强调行政权力必需代表道德良心对市场进行干预调控，而行政权力和市场是在国家格局中相互作用，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力在理论上不能干预另一国家的市场。可是，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经济行为早以越出国家边界，市场已经是世界性的市场，国家在这种条件下，经常和本国的经济集团结盟，成为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集团的保护者。世界市场的干预在理论上需要一个世界政府的存在，但是在人类目前阶段上，一个世界政府的出现几乎没有任何现实的可能，它或许可以成为我们遥远的期待。因此，对于世界市场的干预必须依赖于公共群体的价值关怀和伦理意志，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经济活动说到底是人的活动，是要由人来推动的，这些人被泛称为“商人”，在狭义上，商人主要指生意人，做买卖、通有无；在广义上，商人也包括企业家、银行家、营销商，当然，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看起来也很象是商人了，他们也在生产并销售他们自己的“学术”产品，把学术活动明里暗里的变成一种盈利性的商业活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鲜景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我们的任务本来是要把商人培养成有人文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们面对的困境却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率先成了商人，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望其项背、羡艳不已。这里并无贬低商人的意思。相反，却有很尴尬的身为知识分子在一个商业大潮排山倒海的社会中无奈的自嘲。商人，作为一种分工，作为一个阶层，是社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孟子说“士、农、工、商”，明确把“商”看作四民之一，是肯定“商人”的必要和对社会的贡献。但是，由于商业活动有明确的盈利目的，因此，存在着到底是商业改造了人，还是人改造商业的问题。是商业的逻辑把人改造成唯利是图的奸商，还是人把商业改造成造福于人类的福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们需要一套意识形态，需要一套伦理价值观念来导引和制约商业活动。不是因为市场必然作恶，就要取消市场；不是因为商人牟利，就要消灭商人，完全不是这样！社会需要商人，社会尤其需要有道德责任的商人。因此，需要商人同时意味着需要对商人的塑造和教育，一切的经济活动都是有文化意义的，这要通过人来体现，这个人就是有文化自觉的商人，有伦理意志的商人。这就是儒商的问题，所谓儒家意义的商人，这是从春秋时代就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商人如果没有文化意义，商业就会成为吃人的行业。所谓儒家式的商人，就是要求商人无论从事什么行当，都要优先考虑它的人文含义，把商业看作促进人的成长的手段，而不是只有盈利的唯一目的。所谓儒商，不是说你从事了与文化有关的产业就是儒商，也不是你赚了钱拿出一部分回馈社会就是儒商，能够这样做，当然很好，但这不是儒商的最高要求，儒商是指有自觉的文化使命的商人，是主动地培养和增长经济活动的人文意义的商人。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忧虑寡头暴利、贫富对立、两极分化，可以不担心假冒伪劣、以次充好、欺财榨利；有了他们，我们才可以希望创造一个风险与共、同舟共济、相互体谅、共同成长的生命家园。他们是一个大同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中国关于儒商的宝贵资源应当重见天日、发扬光大，因为西方现代性的典范出现，使它蒙受了太多的屈辱和污垢。长期以来，有一种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主流的批判意见，认为中国所以不能发展出现代化，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儒家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不能发展出市场经济，因为没有市场需求需要满足，因此发展不出大规模生产，所以它没有现代性。这曾经是相当有影响而风骚一时的观念，从这里推导中国社会因为自给自足，所以封闭，所以周期循环、所以长期稳定，从而得出结论，发展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须打破这种稳定，必须改变它的传统经济，必须破除小农式自给自足的儒家意识形态。这套观念从“五四”前后出现，持续至今，成为中国的显学，成为当代中国“现代性心态”最主要的脉络。但是，现在一些国外的学者却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相比资本主义在弗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等城市萌芽的同期，中国的城市规模比它们要大得多，开封、苏州、杭州这些近百万人口的城市在中国有近十座，而意大利的上述城市的人口规模不过十万人左右，其中弗罗伦萨最大也不过十四万人。难道这些近百万人口的城市的生活就是依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论如何，难以置信。事实上，这些城市的市场规模相当之大，商业活动也非常活跃，其程度远在意大利那些城市之上。近现代对古代城市遗址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早在汉唐时代，甚至更为古远，城市布局中便有近三分之一的区域是专门用于交易的市场活动。这是不能用“封闭的小生产”解释的。那为什么中国有充分发展的市场却没有现代资本主义那样的大工业生产呢？这是儒商理念的作用结果，中国古代的经济活动早就有人文精神孕育其内，因此，对市场的暴利和恶果始终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中央政府把有可能获取暴利的行业，例如盐、铁、漕运，以及后来的织造，牢牢掌握在手，防止任何个人借其取利；民间市场有健全的行会组织和行会规章，如果个别商人企图以大吃小、鲸吞兼并、欺行霸市，会遭到来自行业内部的反对抵制；在观念世界中，因为儒家人文主义的充分发展，没有人文意义的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什么价值，相反，如果发财的商人只是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不能兼顾家人、乡里，会受到家族和村社的谴责，那是极不体面的。因为中央权力、行会行规、社会舆论这三重力量的约束，中国的市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走向垄断。而正是垄断才是西方大规模生产出现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西方从十九世纪后期，饱受垄断经济之苦，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来对付垄断资本主义，现在，几乎每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反垄断法，以防止市场自身不可避免的非理性运作。可是，中国却因为儒商理念深刻影响了经济生活，古代社会很早就有反垄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自觉。

　　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可以提出了：假如我们把现代化当作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价值，到底是那种有人文意义的儒家经济理念更符合人类的发展，还是那种以效益为目的的西方近现代的经济生产理念更有人性呢？我的那些在法国、美国的朋友和同事们，是扎根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方式中的，每天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乏味的循环生活。清晨，钟声断眠，一跃而起，睡眼朦胧已上路，一边开车，一边早餐，到了办公室就是一整天兴味索然的无聊工作，然后去超级市场，一只微波炉，一包待加热的冷冻食品，是经常的晚餐，最后便是拥抱电视，不管是假哭假笑的“肥皂”，还是悚人毛骨的“恐怖”，耗到昏昏然睡去，等待相同的明天，生命如此周而复始，全部的意义只是那份工资。绝大部分的人就是如此日常生活，而且，你得感恩、你得庆辛，至少你有这份工作。还要问人的意义吗？那简直太铺张、太矫情了。活着，就是意义！的确，这是一种制度，它不经意的就把活着变成了意义，猫狗牛羊，一切畜牲都通用的价值：活着就是意义！幸福，这种奢侈品从来就不属于这种制度的经济学。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无论未来的道路还有多少曲折风波，人类终将回到有人情意味、重视人的精神质量的生活方向，人不会永远是追求财富的奴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的这套生活典范终究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值得反思的阶段，它不可能永垂不朽！

　　3、民主政治批判

　　全球化社会中另一个典范意义的指标就是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今天，民主无疑是一种普世的政治成就而光耀天下，不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要把民主推广到世界各地，就是原本“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实行了民主制度。中国更是从“五四”以来把民主当作最基本的价值，孜孜以求，直至今日。毫无疑问，如果在专制集权和民主制度中作抉择，人们当然选择民主，民主代表着世界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问题却永远不是宣誓表态那样简单。西方在民主实践中的各种教训，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对民主的各种批评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人们仍然在对民主制度的弊端进行深入思考，努力地改善民主制度，这个任务远没有完成。因此，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和发展民主，是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汲取已有的教训，建设更完善的政治体制，就成了富有创造性的挑战。

　　到底怎样理解民主，它更重要的是一套选举制度，还是一种价值？因为各种各样“大民主”的教训，现代人们似乎更强调突出民主作为工具理性的选举、程序政治。这就回到了熊彼得“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选举民主的立场。当然，没有选票，实在是谈不上民主的。可是，恰恰是选票才是民主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首先，选票不能天天投，这就形成了现代民主制度中，民主的真正落实如何解决的问题，例如美国，四年中有一天是民主的庆典，大多数选民用选票说了算，其余的三年三百六十四天，就是民主的长假，选民成了无足轻重的老百姓，怎么说都不算。例如伊拉克战争，近两年的民调结果几乎每一次都是压倒多数地要求美国撤军，可是，炮火连连无了终，旧坟累累有新冢，选民的意志因为休民主长假，所以无法体现在政府决策中。不是还有众议院、参议院吗？不错，可有谁说得清利益集团与他们的关系呢？他们的确可以制约总统，但是说到头，他们也是民主庆典那一天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总统是没有区别的。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阿马迪亚·森要把民主的本质定义为对重大决策的“公共辩论”，为什么像布道这样的学者会把民主的改善看作头等重要的任务。

　　其次，既然选票对民主执政是决定意义的，如何赢得选票也就是竞选的法门。因此，操作选票就成了选举要务，虽然，选举法规定了合法竞选，但是哪一次少得了选票纠纷？就是联合国、奥运会这样的投票也常常有收买选票的丑闻。即使我们把这看作不可避免的互为存在，也仍然还有不择手段、影响选票、污染民主的大困难需要反思。从理论上说，选票是代表民意的，因此顺应民意，才可能赢得选举，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挖空心思地操纵、影响民意，在美国，原则上是政教分离，可是决不妨碍政客们把宗教问题卷入选举，以宗教情绪影响民意，这在最近的大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台湾，两颗诡异的子弹恰到好处地煽动民意，改变了选举的结果，直到今天还倍遭诟议，贻笑大方。至于制造一些耸人听闻但与实际社会生活并无多大关系的话题，这些话题通常在选后迅速被遗忘，以此来吸引选民的注意骚扰选民意志，影响和改变选举结果的做法，更是被当作选战中当仁不让的策略，这样的选举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民意呢？如何理解民意，什么样的民意才是民主的基础，是困惑民主的大问题。这一点，经由巴勒斯坦、伊朗的选举，让美国的政客们也有苦难言，郁闷不已。何况那些选举不见得不代表民意，只是它不符合那些“民主国家”的口味罢了。

　　更尖锐的问题是，即使一个完全符合现代民主要求的选举，充分顺从民意的选举，是不是足以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由于民主的多数决定机制，因此必须迁就大众的意愿，导致民主必然具有凡俗化的取向。因为民主制度最深刻的基础是坚决捍卫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许诺个人权利就成为赢得选民的必要条件，这个机制开辟了一条通向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道路。托克维尔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危险。他指出：“民主利于助长物质享受的欲望。这种欲望倘若没有节制，就会促使人们相信一切都只是物质；再由物质主义煽动这一享受的狂热来完成对他们的引诱。民主国家就是在这个宿命之循环中生长起来。看到这一危险并坚守到底是有益的。”可惜的是，这个近二百年前的警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如托克维尔看到今天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已经在民主制度的推动下膨胀到了如此地步，他一定会目瞪口呆、唏嘘不已。但是，这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是要遭报应的，它不仅会遭到资源极限的报应，更重要的是来自被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所腐化了的人的心灵的报应。所谓“人作孽，不可活”！因为享乐、消费的不公，使得贫富间的歧视、仇恨旷古空前，因为贪图消费享乐，使得贪赃枉法、杀人越货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因为要保证消费享乐的持续发展，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对资源的掠夺和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血腥，因为追求消费享受的快感，人性、境界、高尚、神圣，一切精神理想的诉求被解构得支离破碎，凡俗社会已经习惯于把崇高、优雅、教养当作嘲弄取笑的对象，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名正言顺地成为这个世界最流通的意识形态。像布尔迪亚这一类的学者对消费社会的批评，确实刺激了一部分学者对消费享乐主义的忧虑，但主要的批评集中在防止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社会上，我不能说这个努力不得要领，这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可是不够深刻。像托克维尔那样把消费享乐主义理解为民主制度衍生的一种必然的危险，应当启发人心、达成共识、警钟长鸣！两百年穷凶极恶的发展，还不足以毁灭几千年人类文明所结晶的人的良知、信念、情操、理想，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来对抗消费享乐主义的污染。一方面是改善民主制度，增加它的价值基础，把安全、公义、信赖当作比自由、平等更基础的价值，甚至民主本身作为一个价值也远远比作为一种工具制度更为重要。另一方面，通过改变人的观念世界和价值原则，重新塑造一种懂得节制、注重均衡、追求精神境界的有机生活典范，从根本上消解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类的危害，使得大同理想不只是一个诱人的乌托邦，而是真正可以感受并活在其中的现实的生活方式。

　　
四、四个期待：建构“中国身份”
　　
　　从创建“共同社会”的理想立场出发，现代民主制度值得反思和批评的方面实在太多，远远不止上面所说的那点内容，在民主的理论结构上存在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我所开展的三个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市场经济批判、民主制度批判，其中，民主制度批判最为艰巨、复杂。我希望，这类的工作能使我的同道同行和更多的朋友们，在关心发展的同时，更负责任地认识发展的后果和负面，在现代化的追求中，更清楚地了解“大同世界”的方向。这些任务不是无病呻吟，不是杞人忧天，不是耸人听闻，不是遥不可及，它现实而且紧迫地就在我们面前。在西方，在此共识基础上，一种因应时代、准备战斗的意识形态已经形成，这就是：自由主义左派！

　　这两年，总有些许遗憾，国内的自由主义和左派，为了各自的话语权力，还是其他的什么目的，彼此兵锋相对，你死我活、誓不两立，无意于对对方观点、立场作“同情的了解”，因此无法建立起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交叠的共识”，而这一交叠共识的结果，自由主义左派，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精神力量！也只有在这个人类性的共识下，减少内耗、凝聚力量，我们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在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激动人心的伟大贡献。

　　“中国身份”是一个有伟大意义的符号，它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代世界发展中，什么是中国的角色？什么是全球舞台上中华民族呈现的意义世界？不是利用全球化的机会，搬运别国的资金、觊觎他人的技术，埋头脚下，不管身外，只顾自己的发展；不是一再地表白，中国无意挑战世界秩序，矮化自己的身份，这种小格局似乎猥琐，扭曲了中华民族的身份和品格。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它以深厚的文化资本带领最大的族群，昂首阔步地跨入世界之林，展现中华民族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具有不卑不亢的宽广心怀面对世界。我们学习别人的经验，也应当让世界分享中国成功的经验；我们不扮演世界警察，但是贡献我们的智慧，让世界的秩序不再霸道，合情合理；我们和世界一起寻求发展，但决不垄断任何资源，而且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让这个世界不再暴戾，详和与共；我们有悠久的文化和道德资源，让我们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发展一种与自然、与他人协调共处的生活典范，不再穷奢极侈，不再铺陈嚣张。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意义，让这个世界的每一颗心灵都可以分享我们的快乐，这是我们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使命。只有心平气和地建构我们的身份，才能中肯平实地了解我们的责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狭隘民族，它的“天下大同”的情怀，始终鼓舞着志士仁人为着人的普遍价值的实现鞠躬尽瘁、前赴后继！今天，“中国身份”理应让这个伟大的情怀大放光彩。

　　因为中国的出现，这个世界更安全、更协和；

　　因为中国的出现，这个世界的弱势国家和群体有了保障和信赖；

　　因为中国的出现，这个世界的精神性更为丰富、更加精彩！

　　因为中国的出现，这个世界美好明亮而不再黯淡沮丧！

　　我期待着，终究会有这一天！

2006年4月5日草于哈佛

　　（小标题为编者另拟）

　　黄万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