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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学是在财政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大致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掀开了公共经济学核心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新一页。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的著作《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出版，这是现代公共经济学诞生的标志。1964年，法国人科姆写了第一本以公共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导论》。随后，以公共经济学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
公共经济学除了包括作为财政学研究对象的政府收支活动的全部内容，还包括传统财政学难以囊括的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社会保障、公共选择、政府规制（例如金融监管、环境保护、公用事业定价）等内容。它所指的公共部门除了传统财政学所关注的政府，还包括非盈利性组织、公共企业、民间社会团体、国际组织等，公共部门的全部经济活动都是其研究对象。公共经济学以市场失灵为研究起点，在发展的初期，涉及宏观和微观经济问题，并将公共部门的功能概括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后来，涉及经济稳定的政府经济政策日益增多并逐渐自成体系，公共经济学出现了微观化的趋势，主要关注个体———政府、企业、个人（家庭）的行为。但近年来对公债负担的关注，又激发了人们对公共部门行为的宏观经济影响（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思考。
公共经济学大量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改变了传统财政学研究主要靠文字描述而缺少数理分析和计量研究的状况。一般均衡理论、动态经济分析、博弈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都在公共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领域与课题
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理论发展初期，人们多从“搭便车”问题入手，论证私人缺乏充分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提供公共产品，因而提供公共产品是公共部门的天然职责。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问题开始较多地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这是与私人部门在公共产品提供中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相适应的。比如，个人从事大量慈善活动，提供多种公共产品；非盈利性组织等第三部门快速发展；等等。
最优税收理论与税制设计。最优税收理论形成之前，税制设计问题的讨论多局限于税收原则的罗列和细化，而该理论从课税带来的效率损失入手，用数学语言将这些内容形式化，各税收原则之间也因之形成更为严密的逻辑关系。1927年，英国经济学家拉姆齐从效率的角度提出，理想的商品税制应该保证课税前后人们所消费的商品数量比例保持不变。70年代之后，最优税收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最优所得税，特别是所得税税率的确定问题。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的研究结果，以征税当局与纳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为假设前提，颠覆了将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率视为理所当然的成见，提出了最优所得税税率应该是“倒U型”的看法，即边际税率随收入先上升而后下降。最优税收理论研究还包括商品课税与所得课税的比较研究。90年代以来，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一是考量逃避税和税收征管因素对税制设计的影响；二是对已有的最优税收理论进行计量检验。
社会保障。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以及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人们担心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持续，因而最优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其中，焦点问题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孰优孰劣。许多研究表明，基金制能够用更少的社会保障缴款带来更多的社会保障收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实践中，很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向基金制过渡，建立各种各样的个人账户制度。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制度转轨所面临的“老人”（旧制度下没有个人账户的人）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有些经济学家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例如，2004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戴蒙德就认为，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是等价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制度的设计，在于制度设计目标是考虑短期还是长期因素。
公共规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因技术进步而改变了自然垄断属性，或垄断程度下降。如何对这些行业进行有效率的规制，推动了对经济性规制问题的研究；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等，推动了对社会性规制问题的研究。规制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行业进出规制、标准规制、价格规制、征税规制等。近年来，公共规制研究的重点是激励和信息约束下规制政策的选择问题。研究者关注规制者在与被规制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励被规制者，以达到激励相容问题。如，公共事业服务的价格过去通常采取成本加成定价方式，较少考虑对企业节约成本的激励，结果往往导致成本不断攀高、价格因而不断上调的侵害整个社会福利状况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公共规制研究者主张区分不同的激励强度，以改进公共定价。
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公共经济学初步形成。目前，由于公共经济问题的凸显，中国公共经济学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如何确定市场与政府的界限？以政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公共部门应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第三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应如何定位？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与二元经济结构并存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公共规制问题、转型期公共部门的活动范围与经济增长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公共经济学应当立足国情加以研究并给予科学回答的问题。
同时，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西方公共经济学研究还处于发展当中，人们对是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还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尚未达成共识。借鉴西方理论，需要中国学者的甄别与创新。其次，中国经济学也处于发展当中，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研究中国公共经济问题，还面临许多知识储备因素的制约。第三，进行实证研究所需要的经济统计数据还比较欠缺，特别是有关家庭和企业的微观经济数据严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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