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这里的时间不长,作为我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的论坛,这里应该高手云集。汪丁丁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学者,他的这篇文章我不久前才看到,很受震撼。几乎触及了所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点,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他对马克思的态度也是值得称赞的,表现了一个学者的风度和学术批评应该具有的风范。故在这里转贴(文章很长,分6次帖完),同时也贴出了我对这篇文章的分析。希望能抛砖引玉,得到大家的关注和高手的指导。
注:为了便于阅读,我对全文和我的评论作了着色处理,红色表示作者所引的马克思原文,蓝色表示我在评论时引用的作者原文,紫色表示评论所对应的作者原题。其中评论的第五节因为字符限制,无法编辑,只能保持原貌。——whm303】
【注:经与汪丁丁老师本人联系,确认这篇文章不是汪老师的作品,经搜索发现,作者笔名“丁志锋”,具体身份不详,特此说明,并对文章题目进行修改。】
站在我的立场上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1)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一贯强调阶级对立的观点,认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并对一切宣扬阶级矛盾调和论的学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些理论,一直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追随。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行进,于是乎出现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随之分崩离析了,这些理论也似乎随之没落了。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一切国家都已抛开了意识形态不同的相互敌视,而致力于谋求和平和发展。经济,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现代社会再也不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了。但是,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并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长远的影响,所以社会必须对之关注。尤其是中国,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仍会是当今时代需要加以研究的命题,而且这个命题必然是以马克思的研究为基础而继续加以研究的。马克思的研究是高水准的,但是他似乎忽略了什么东西,以至于某些论述时不时地自相矛盾。对于马克思,我是极其景仰的。对于其哲学成就,更是认为很可能后无来者。但是对于其政治经济学,总有些怀疑,总认为他可能犯了什么错误。在先前,我怀疑归怀疑,却是很不关心,直到自己在经济学的学习和思考中自然地得出阶级矛盾可以调和而且必须加以调和的结论。这种阶级矛盾调和论自然地处在了马克思的批判之下,我自然要走回百年前的批判,去看看马克思的想法,去看看我的想法能否经得起马克思的批判。
为避免遭至不必要的批评,在这里,我预先声明,我所理解并加以评述的东西很可能不是马克思的本意(我会极审慎地力求完整地理解他的思想,尽可能地避免断章取义,但最后如果竟然仍然发生误解的话,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
——如果我所批判的东西并不属于马克思所有,那么我谨此为我理解力水平不高而向所有的人道歉。
——如果我所褒扬的东西超出了马克思的本意,而这些内容恰好为现代社会所认可并认为值得推崇,那么所有的荣誉仍然归马克思本人所有。
——如果我所批判的或者褒扬的正好是马克思本人的东西,那么我的这些评述可以为现代社会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劳动的计量·价格·时间的节约·发展生产力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同一劳动部门的单个人劳动,以及不同种类的劳动,不仅在量上不同,而且在质上也不同。物只在量上不同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它们的质的同一性。因此,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性、同一性[1]。
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3]。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的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4]。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马克思应当知道按劳分配的困难性,应当知道离开了交换价值很难(公平地)进行按劳分配。马克思自己写道,“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物的媒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社会化大生产本身决定了社会必须以交换价值作为生产依据。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按劳分配直接意味着(也决定了)劳动必然地要成为商品。它只有处在供求关系中才可能获得恰当的评价。就目前人类的智慧而言,那是最为公平、最为合理、最为简便的办法。在商品的意义上,社会将劳动和其它一切商品看作是无差别的。我们要知道,对商品进行评价不可能有类似于度量衡那样的精确尺度可以作为参考。因为评价并非是对物理学意义上的商品本身进行的,而是该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完全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评价,可以对评价的对象用尺子量一量、用秤称一称,不管何时何地何人,评价的结果几乎总是恒定的。商品的供求关系与运动变化着的生产消费体系相联系,评价也不是由某个人或者某群人来作出的,而是由市场来担此大任的。供求关系变化着,商品的价格也不断变化着。它无所谓公平、正义,根本不考虑商品生产过程是辛苦还是轻松,也不太考虑生产成本是高昂还是低廉。它只要求供求双方的竞逐是自由的、平等的。在它眼里,几乎没有人。它所为的,纯粹是为了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客观需要。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成本和稀缺的和。从更本质的角度来看,纯粹地就是稀缺的和——可以归结为自然资源的稀缺、时间的稀缺、人的聪明才智或者理性的稀缺。马克思说,“一切节约可以归结为时间的节约”。那是因为他将自然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或者认为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将任意的物质置换成人类所需的产品。节约,表示人类极其珍视自身劳动的成果,要求它彻底地为提高人类(现在活着的以及今后会出现于世间的人)的生存状态服务而不能毁损于有形或无形。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应当有也自然地会有这种信念。资本家的节约意识是很强的,不管他用何种途径实现,于人类社会而言,总是巨大的好处;相反,工人们却很难有这种自觉意识[5]。马克思本人对于劳动生产力的领悟是极其深刻的,他将(劳动时间的)节约和发展生产力联系了起来,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判断标准:一切先进的、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上层建筑应当是更能克服浪费或更倾向于节约的,反之,就是落后的、反动的、倒退的。从这一点看,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继承马克思的衣钵,故而也不成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紧紧抓住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放,宁可不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大锅饭的制度下,浪费是普遍和广泛的,难以统计、难以估量。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未能带动普遍的节约来看,马克思的追随者应当马上领悟到,简单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和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等同起来,只有能够带动普遍节约的生产关系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