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竞争与制度变迁话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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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将学习和竞争称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且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在竞争的推动下进行的。这一动力机制如何进行更加细致的理论描述？请“思想不让人痛苦”者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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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变迁 动力机制 根本动力 讨论 学习 制度 竞争 话题

好论题，在这方面，中国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存在很大局限的，一般只考虑到了地方政府的竞争问题，没有考虑国家间的竞争。

到目前为止，在本土制度变迁的三大分析框架中，我只看到周业安对国家间竞争进行了比较好分析，他认为“改革伊始，中国政府直接介入制度创新活动并不是因为要供给有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新制度安排，而是面对开放社会中外部规则的激烈竞争，认识到自身对外部规则的理解不利于保全自身的利益，所以必须寻求新的外部规则。很明显，外部规则之间竞争的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启动学习机制，通过学术交流、赴外参观等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获得大量成功的制度安排的知识，并把它们转换成本土语言，这种模仿加创新的外部规则形成过程构成了外显的政府主导改革的过程。”。

林毅夫的强制和诱致变迁对这个问题分析的很肤浅，只谈到了这么三个问题“a、 国家在外部存在国家级潜在对手的制约 b、 统治者在国家外部有潜在竞争者，对他有压迫感。C/国家间交流可以扩大制度选择集合，使制度移植（节约成本）成为可能，但存在制度相容性问题。”而且基本没有深入。

杨瑞龙的阶梯式制度变迁，干脆地直接把中国正在进行制度变迁定为前提，只考虑内部竞争，不考虑外部竞争，

好论题，给你一朵鲜花，楼主喊了起跑令，第一棒我跑了，哪个来接第二棒

诺斯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及其他论著中大多提及的制度变迁方式是按连续与不连续来划分的，而且由于非正规制约的作用与影响，不连续的制度变迁也会有一个“软着陆”的过程。林毅夫将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强制性和诱致性，其实只是做一个文字上的修饰，但这一修饰对中国及中国学者的研究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因为中国到处都弥漫着强制性制度变迁。有很多文章在评议制度变迁方式划分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和给人划分类别一样，要看研究的目的，经济学也是一样道理，像对人的行为模型的研究。以上是题外话。

对我自己发起的论题我还想再提个问题：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竞争与学习过程有多大的不同？望高人发表意见。

[em0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15 15:39:42编辑过]

你这样提问，分散了中心，在一个议题没有讨论清楚的时候，不要进行下一个议题，呵呵，这是组织会议讨论的技术。

楼主很好的问题，加精华，奖励金钱和经验各50。

应该说，现在的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注意导了国家竞争和地方政府竞争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那么竞争机制进一步细化是什么呢？诺思从新古典的角度出发，认为最重要的是改变了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了制度非均衡的机会，从而会出现“创新企业家”，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继而第二行动集团。这是典型的新古典思路：价格——利润——竞争均衡。

大家可以总结一下其他制度学家的思路，然后结合中国的实情分析一下。

二楼将竞争的讨论扩展到了国家之间的竞争，nie对诺斯本人的逻辑作了澄清，表示感谢！

我仍更加关注组织（特别是中国企业）。我国的企业及其企业家为了获得由正规约束和非正规制约所限定的获利机会，其如何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下进行有效的学习就成为关键，因为他们的学习过程是滞后于（正规）制度变迁的。撇开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论，上述原因应该也是我国企业经营不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建筑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的施工企业和工程咨询（包括设计）企业至今没有在国际上取得决定性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习的滞后，而且后者所处的市场在国内根本就形不成一个竞争环境，没有竞争，学习就不会有动力。

呵呵，又偏离了“竞争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这个制度环境的大平台，进入了微观操作的小平台，应该保持同一平台，不要热火朝天的说了半天，结果根本不是讨论同一个东西。呵呵，不要生气，在讨论同时，学学主持会议的技术也算收获。

现在回到“竞争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这个制度环境平台。

现在中国的制度变迁理论对地方政府的研究比较深入，现在就先讨论地方政府的竞争问题

首先说说周黎安：他对地方政府的竞争有个另类的观点，他认为“地方同级官员的升迁竞争是“零和博弈”，因此政绩导致的外部效应反而给对手带来负效应，也就是说他从政治竞争的角度而非经济竞争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竞争”我对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单单是纯经济问题，更多的涉及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等东西

一直只知道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变迁的根本动力是人口对资源的压力.

不知"学习和竞争称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出自那篇文章?谢谢!

birch的观点应该引自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但本人认为有断章取义之嫌。何况人口压力本身也是一种竞争压力，而且其具有很强的历史条件，不能作为一般的经济结论。至于本人的说法请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后简称《制度》）。
   多谢二楼诲人不倦的提醒，深表谢意，以下尽量抑制对现实问题的冲动。哈哈！
   我对二楼的再次捧场所提的观点作点探讨。政府作为一个具有“暴力潜能”的公众利益的代理人组织，其地方政府官员就是第2或n级代理人，他当然也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和子目标追求，其中升迁应该是其中分量最重的变量。当然我们也不能无视坚持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座右铭的官员，——而且其中“做主”不但意味着提供保护和公正，还包括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就免不了追求政绩。地方官员追求政绩的过程，实际也是政治体制激励机制的结果，在其个人那里是政治竞争的手段，从社会角度考虑却是一个生产性过程，虽然我们不能保证这一生产性过程是否真的是有效率的。正是这种升迁的“竞争压力”导致了代理人的学习（包括交流的知识和默认的知识——见《制度》）。地方政府官员的最大化行为，再加上历史上不合理的制度框架（科举考试）所勾勒的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取向，就造就了现在也许还要持续很长时间的流行的副产品——官本位思想（一种非正规制约）。
    诺斯论述了经济组织的最大化行为影响了制度变迁的方向（见《制度》），从这里看，组织中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也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种变迁可能是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上述分析应该没有偏离主题吧。敬请补充完善！

讨论制度变迁，我认为首先要界定几个方面：外生变量是什么，内生变量又是什么，用田国强老师的话说，什么是制度环境，什么是制度安排？ 然后要搞清的是谁是行为主体，组织抑或个人？诺斯说组织是主体，那么组织行动的规则（其偏好）是什么，这似乎又回到了制度安排。仅仅停留在泛泛地讲国家变迁或地方政府变迁似乎意义不大。当然，如果能证明国家变迁与地方政府变迁是同构的，就可以以小见大了。

纯属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