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民主运转起来_帕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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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使民主运转起来 帕特南 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 经济学 民主 帕特南

在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建设的结果将比其他任何发展更加深刻地影响全球的和平与繁荣。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稳定性、国际环境、哲学观、中国领导人的道德素质、技术的变化、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的精心设计、富有创造精神的改革者从中国政治传统中汲取支持性力量的能力等。但是，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

　　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参与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许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研究者———从北欧到拉美，从北美到亚洲———近年来已经发现了大量证据，证明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对社会的健康和公民的福祉关系极大。

　　我自己关于意大利不同地区民主制度绩效的对比研究证明，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一些批评者以为我的研究成果是在证明“没有良好的公民传统就不可能有民主”这一“铁律”，我要强调指出，这不是我的观点。相反，我相信，这项研究的主要教训是，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参与。我热切地希望，这项研究能有助于中国的学者和改革者在关于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方面做出更加严肃和更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本文为中译本序，作者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民主的启动资金——读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作　　者 毛飞

任何一个白手起家创业者在开始自己的事业之前，总是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只有运转起来才算有生命力；而使民主运转起来也是需要“启动资金”的。罗伯特·D·帕特南教授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视之为民主制度的“启动资金”。

　　帕特南教授同他的合作者们于上个世纪70年代敏锐地将意大利地方政府自治运动纳入研究视线，进行了长达20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在考察了意大利近20年的地方民主化历程后，帕特南教授发现意大利北部与南部在民主实践中体现出的制度绩效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北部地区走上了温和、稳定的民主道路，而南部地区的民主制度却还虚弱。《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经过几近侦探小说式的推理，试图解释民主制在南北地区不同命运的原因。帕特南教授在此书的结尾写道：“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因素。”（P217）显然，社会资本成为这一长达20年探索的最后答案（但绝非最终答案）。

　　人类的集体行动一直存在困境，即完全理性的个人会作出对于集体非理性的行为，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困扰着无数有创见的学者。无论对于霍布斯或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如何走出集体行为的悖论，选择合作，建立秩序一直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帕特南教授认为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社会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社会资本是人类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之道。“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P195）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为：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人们之所以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原因首先在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正是稳定的信任关系使自发的合作成为可能。帕特南教授在文中特别提到了“轮流信用制度”的实践——即一种民间的储蓄组织；在这一组织中，成员每月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每个月有一位会员可以有一次使用这笔钱的资格，大家依次类推，持续井然，直到所有的会员都使用过这笔资金。这一明显违背集体行为困境逻辑的行为何以发生？为什么所有的会员能够遵守秩序，而不选择欺骗和背叛？第一个解释是所有的会员彼此信任，都认为对方肯定可以按期付款并且遵守规则，同时也都相信自己会得到应有的公正的待遇。在这一乐观、坚定的“他信心”和“自信心”的支持下，集体的合作得以存在。然而问题接踵迩来，这种信任关系何以稳定的存在？会不会因为某次背叛行为的发生而崩溃？意大利的实践证明这种信任并不脆弱，这一巩固的社会信任“能够从这样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P201）帕特南教授所谓的互惠规范是指一种基于道德而非法律、普遍而非均衡的互惠规范。规范的互惠不是合作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均衡互惠”，而是“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的“普遍均衡”，一个良好的预期支持这大家遵守规范，等待实惠的到来。互惠规范的功能在于给予遵守规范以优惠，而并不给违反者法律性的惩罚（如果违反，其后果只是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公民共同体合作的契约基础，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P215）但这一看似软弱的规范何以使多数公民选择遵循？原因在于一个致密的社会网络的存在。“在一个共同体中，此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P203）因为致密的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不合作行和欺骗行为的成本。一次不良的信誉记录会使你在不同的合作领域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而对大多数理智与情感健全的人来说，一旦被排除在所有公民共同体外，这个“边缘人”的滋味将很不好受。“声誉的不确定性和违约的风险，被强大的规范和互惠性参与网络降到了最低点。”（P197）所以用不着多次博弈，稳定的合作就可以产生。“社会网络使得信任可以传递和扩散”（P197），“参与者实际上是在用他们的社会联系作保”（P198），于是扩展了合作的范围，巩固了合作的稳定基础。人们自觉的遵守合作的规则，甚至在意大利竟然会出现一些极端的现象，“几近违约边缘的成员，有的卖女为娼来筹措资金，有的选择自尽一了百了。”（P197）

　　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启动了民主制度。任何设计精巧的机器，没有操作者的存在不会自己开动；民主制也一样需要操作者，否则民主制度也只是生存在宪法等大大小小的法律条文里。社会资本创造出了合格的操作者——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

　　“社会资本促进了自发的合作。”（P196）社会资本启动了各公民共同体之间的合作，解决了霍布斯式的“第三方执行”所不能处理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强大的社会资本鼓励了社会信任与合作，减少了背叛的动机与不确定性，为一次次的自发、自觉的合作提供了保障。互助会、合作化、轮流信用组织替代了专制政府、庇护制与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法者”。社会资本的使用同时增加了供给，因为社会资本有着自我增值的特性——正如信任带来合作，合作又增进相互信任。强大的社会资本会在使用中越来越强，而公共精神则是强大社会资本的结果。意大利北部地区社会资本的稳定发展，使这一地区的公共精神非常发达；而南部地区却一直缺乏充足的社会资本，相互猜忌、背叛、依附性关系与黑社会成为1000年来的主旋律。帕特南教授20年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民主制度在公共精神强大、社会资本充足的北部运行良好而在公共精神薄弱、社会资本稀缺的南部成效不大，制度绩效的地区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所谓公民共同体的发达程度。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启动民主制度的运转，在于它创造了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正是这些相互信任、乐于合作的公民使民主制度有了生命——这一点似乎与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相互切合。

　　如果社会资本是一笔启动资金，那么这笔资金的支付者是诸如足球爱好者俱乐部、合唱队、文学社等等各类公民社团。大量的横向性建构的组织促进了社会资本的供给。因为只有这些公民组织才能展示出信任、互惠规范与参与网络的特征。相反，诸如天主教会此类等级严密的组织往往与社会资本的提供无缘，公共精神是合唱队与足球俱乐部的产物而不是祈祷者的产品。这一点和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论述相互对应——这位法国贵族认为美国大量的民间自治社团有效地培育了美国人的民主意识，以至使民主制度在美国根深蒂固。

　　充足的社会资本使意大利北方的民主制度走入良性循环，信任、互助、互惠、合作带来了强经济、强社会与强大的民主政府。相反，稀缺的社会资本使意大利南方南部地区陷入了恶性循环，背叛、依附、剥削、强制服从带来了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经济与社会的混乱如影随形。两个截然不同的循环似乎要一直进行下去，民主制在北方蒸蒸日上、前景辉煌，而在南方每况愈下、前途渺茫。

　　为什么北方支付了充足的社会资本而南方的资本存量不足，帕特南教授没有告诉我们确切的答案。因为答案似乎仍然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中，“社会选择哪一种稳定的均衡，将由历史来决定。”（P210）“路径依赖”也许是唯一可取的回答了。“你能到哪儿，取决于你从哪儿来，有些目的地，你从这里根本就无法到达。”（P210）这不禁令人觉得悲观，似乎民主制度注定与一些人无缘了吗？帕特南教授好像更乐观一些，他认为改革的实践是能够改变现状的，虽然很缓慢——缓慢到使人们觉得制度变革对于深层的历史文化积淀无能为力，但新的政治实践总是能带来写变化的。“制度创新”是对“路径依赖”一个积极的回应，至少会让人们放弃一些清净无为的想法。

　　帕特南教授在中译本序言中写到“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稳定性、国际环境、哲学观、中国领导人的道德素质、技术的变化、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的精心设计、富有创造精神的改革者从中国传统中汲取支持性力量的能力等。”但同时他又婉转地指出“充满活力的群众基层活动”是必要的一环。中国当代的民主建设也是需要自己的社会资本的。

　　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如何？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似乎技术支持手段还不足。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在一天天增加。虽然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极缺民主精神这一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但是在沉重的历史之上，中国新兴的民间社会正在日益壮大。社会资本有了越来越多的支付者。俞可平教授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一文简述了中国市民社会50年的发展轨迹，指出改革20年来中国的民间社团组织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随着窒息市民社会的旧体制的瓦解，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独立性日强的中国民间社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过去工、青、妇一类“官僚化”组织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有所改观。如果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一并归入其中，中国的民间组织将达到300万个。毫无疑问，就数量而言，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有强大的供给者队伍。

　　有了出资者，未必资金一定可以到位，何况现在只能说有了潜在的出资者。庞大的民间组织并不完全等同于充足的社会资本。因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而并不是社会组织本身。社会资本首先意味着信任，中国的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信任这一社会基础之上，而目前建立信用制度的强大呼声从侧面说明了信任这一社会资本的稀缺——不健全的市场制度下滋生的大量投机行为正侵蚀着社会信任基础；社会组织内的成员之间、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拉起的“警戒线”不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意味着互惠规范与参与网络，而这要求社会组织自身的民主化和社会组织之间广泛、持久的联系与交流。而这二者的供给似乎也存在不足，特别是政府对于社会社团的纵向管理使社团之间的横向合作还不够普及——这将可能导致社会参与网络无法形成。一个个孤立的社会组织并不等于市民社会（也不能产生充足的社会资本），只有从机械状态走到有机结构，即各个社会组织实现合作或交动，一个完善的市民社会才成为可能——社会资本的存量才会增加。

　　中国的社会资本存量的数目也许是个谜，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谁也不能宣告这笔启动资金已经到位了。

　　如果用“路径依赖”来解释中国的民主建设过程，有时会让人觉得“路漫漫、夜茫茫”，这笔启动资金何时到位通常让悲观主义者觉得遥不可及。好在“制度创新”还能使我们乐观起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向社会回归权力的进程可以慢慢激发乐观主义者的斗志——中国社会资本的发展总是会让中国人自己的民主制度运转起来的。

　　（《使民主运转起来》 [美]罗伯特·D·帕特南 著 王列、赖海榕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这本书被美国政治学界誉为即罗尔斯的正义论之后又一部划时代作品，该书的出现导致了很多政治学系教学上的革命，过去政治学系都是谈论哲学问题较多，但普特南的著作使得政治学家认识到经济学中很多研究工具要比哲学的争辩来得更为有力。这一认识的转变导致现在政治学系现在很多博士后选人不得不重新选修计量经济学，许多年轻的政治学家也不断的在研究中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

使民主运转起来

怎么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