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经济史学经典论作——《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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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吴承明先生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论文，也是中国经济史学方面的经典论作，小弟翻箱倒柜找到，贡献给大家。

主要是想和大家看看经典论作，有利于提高鉴别力，提升学术水平。

这也是搞经济学理论和搞经济史研究两者关系一种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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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经济史学经典论作——《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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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经典，买了

感谢论坛对偶推荐此作的奖励！谢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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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

2007-06-27    赵德馨       点击: 448

高山仰止 高山仰止   赵德馨   我想通过半个世纪来接触吴老（承明先生）及其论著的几件事，谈谈受到的教诲与留在心目中的形象。   一   我在当研究生阶段就开始学习吴老关于外国在华资本问题的著作。 1955年下半年，我们进入研究生学习的第三年，傅筑夫先生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在他开出的阅读书目中，有魏子初的四本书（《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美帝在华经济侵略》，《英国在华企业及其利润》，《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傅先生在介绍书目时说，“魏子初”是“外资组”的谐音，外资组是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调研处里的一个机构，处长是吴承明先生。魏子初大概是吴承明的笔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吴承明先生的名字。 1956年初，买到吴承明著《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一书。与上书作对比后，证实了傅先生的判断。 我的一点有关中国近代时期外国在华资本的知识，主要来自吴老的这些著作及雷麦的《外人在华投资》。吴老的著作后出，批判地吸取了雷麦的成果；又是在处理外国在华资本基本完毕之后去研究它的，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完成形态和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的资料大多数是处理结束后获得的，因而比雷麦的更全面，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后来，虽有人对个别国家的在华资本，个别地区的外国资本，个别企业的外资数额作过补充，但在整体上，无出吴老之右者。在我的心目中，吴老是这个领域的权威。所以在教学中，在研究工作中，我只征引他的研究成果。   二   我们在收集与整理资本主义资料工作中首次见面。 1958年，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各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收集与整理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料。吴老是这项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我参加武汉市的相关工作。1959年，吴老到武汉了解情况与检查工作。武汉市工商管理局请我参与汇报和陪同。这是我第一次与吴老见面。该年冬，我参加武汉市工商管理局关于这项工作的取经团，先赴上海，后去北京。在北京听了吴老的一次发言。这两次接触加深了1955-1956年读吴老著作过程中树立的形象：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我的如下认识是从此时起开始逐步形成的：他的有关中国资本主义的论著是建立在对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情况调研基础上的，资料丰富，细致，翔实。 从1958年开始，我们在教学中将中国经济史课程的下限延至1949年之后，最初止于1956年，后来延至1958年。讲义则年年修改补充。1949-1956年这个阶段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改组、发展与被改造。吴老主编的、1962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成为我们此后修改讲义的重要参考书。 1979年以后，我向吴先生学习的条件更好了。第一，见面的机会多了。我和他同时被邀参与一些学术活动。较早的是1982年参加《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一书的审稿会。以后有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洋务运动研讨会，中国轻工业史学会成立会，中国投资史学会成立会等等。最近的是2000年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展望国际学术会。从1986年到1998年，我们每两年必在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年会上聚首一次。在这些活动中，得以聆听先生的发言和当面请教。第二，承他垂爱，自1986年起，每有新著问世，必赐一本。在所赐诸书中，有许多是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更是这方面的鸿篇专著。在许多会议（如上述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会、张謇会，洋务运动会等等）上，吴老的发言主要也是谈这个问题。 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学者甚多，他们各有千秋。吴老的特点有两个：第一，是在资本主义被改造完成之后开始研究的。他研究与叙述的对象是一个完成形态，是一个从萌芽到被消灭的完整过程。第二，以各地收集整理的资料为主要依据，是以能在空间上遍及全国，在部门上无所不包。因为这两个特点，在中国资本主义史研究方面，他独树一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我向吴老学习的第二个领域。在我的脑海里，吴老除了是外国在华资本问题的权威外，又加上了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权威。   三   吴老的发言与论著给我启发最大的是方法论。 我在1996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么一件事：在当了三年经济史专业研究生之后，仍感到缺乏有关经济史学科本身的理论知识，诸如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性质、功能、历史、分类等等。为了使自己带的研究生不留这种遗憾，设置了一门“经济史学概论”课，以便与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同意于1993年出版我的讲稿。由于有几个应该涉及的问题没有谈到，对已经谈到的某些问题自己也不满意，所以没有寄出书稿。“近三年，陆续读到吴承明教授的论文，使我有‘崔灏题诗在上头’之感，庆幸自己没有匆忙地将书稿交给出版社。”（《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我对吴老高山仰止之情和“搁笔”之慨。 在讲“经济史学概论”这门课时，我最感困难的就是研究方法问题。吴老的论著象及时雨为我解惑，这使我高兴莫名。 吴老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的研究，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视野宽广，洞达中外，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予以审视。在中国，他的研究上自汉代，下至当前。他把汉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纲领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即历史观与方法论予以探讨。他肯定清代乾嘉考据学、训诂学的长处。他认为20世纪初以来采取考古成果与西方考证方法，开拓了新的境界。在外国，他系统地分析从经济史学科诞生的19世纪后期起，直到今天所使用过的各种方法及其演变进程，诸如实证主义方法，历史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整体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新制度学派方法，比较史学方法等等。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论证其短长。在经济史学界里，在这方面，吴老独步天下。 第二，注重定量分析，努力对一些宏观数量做出估算。经济史学务求数量分析。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里，部分研究者对此注意不够，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吴老强调凡能计量者，应尽可能计量，然后用统计学方法或计量学方法作分析，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这个量，凡有统计资料可用的，用之；若无，则推算和估计之。他为此付出艰苦的劳动，对中国近代的工业资本，资本集成，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国内市场商品量，外国在华资本等等做出了估计。这些估计的绝对数可能不那么准确，但有了这个基础，今后便可以根据新的资料与计算手段不断地补充或修正（吴老自己对一些数据作过修正），使它们一步一步地接近实际。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计价方法前后一致，又是依靠数理法则推算，其相对数（指数、速率、比重等等）有重要参考价值。所以我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大量采用吴老估算的数据。在宏观计量和估算方面，吴老既是倡导者，也是成就斐然的示范者。 第三，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转移研究的重心，转换研究范式。吴老长期做经济工作和研究经济问题。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处理完毕后，他出版了《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对这个历史过程作了概述。改造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工作完成之后，他转而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先是出版《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继而主编三大卷《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此后，随着国家的重心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他的研究方向也转向经济现代化（近代化）和市场化。在这里，不仅是研究内容的变化，也是学术范式的转换，诸如从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转换为现代化就是市场化，诸如放弃资本主义而采取市场化等等。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起到开辟道路和导向的作用。先生是中国经济史为学科的导向者。   四   吴老提携后学不遗余力。在此仅举一事。 1989年，我接受一个任务，研究“近代中西关系与中国社会”。在这个课题中，我设计了多个项目。诸如1842-1949年间，外国从中国拿走多少财富；中国是变穷了还是变富了；等等。前者要研究通过一些什么渠道（如赔款，贸易，投资等）拿走的，拿走多少；后者要研究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总量及人均量。为此，我请课题组成员班耀波讲师于1990年8月赴京向吴老请教。吴老除面谈中说了许多重要意见外，主动提出供给一些资料。9月7日，我收到吴老9月4日寄出的大信封。内有他9月3日写的信和五份资料，计：（1）13项条约、协定中的赔款金额；（2）Robert Dernberger、侯健明、许内门计算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3）对《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一书中投资数及汇回他们本国的投资利润与借款利息的修正数据；（4）1920年和1936年的产值估计；（5）1920-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此中的（3）（4）（5）是他准备用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的。 这些资料共计10张，其中包括三个大表、两个小表及有关说明，皆吴老手书，字迹一笔不苟。我读此信与资料后，感动之情难以言表。我认识到，这些资料是他多年积累、整理与计算的心血结晶，尚未公开发表，将它们寄给我，是对我的帮助，也是对我的信任。在吴老自己公布它们之前，不应该出现在我主持的论著之中。我珍藏之，将它作为前辈帮助后学之见证与纪念。   五   我们是吴老论著的积极宣传者。 我长期站在中国经济史的教学岗位上，除了课堂讲授，还要编写教材。学习吴老的论著，每有所得，或由口舌，或诉诸笔头，向学生转述。从1958年至2003年的46年间，有幸先后主持教育部推荐的三本经济史教材：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198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2003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这三本书，均多处征引吴老论著。以最后一本为例，该书所列主要征引文献30部，其中吴老的著作五部，占1/6。可见吴老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六   现代形态的中国经济史学科从诞生至今已近100年。在此期间，出了一批中国经济史学的奠基人和大师，如梁方仲、汤象龙、傅筑夫、方显廷、严中平、李文治、汪敬虞、彭泽益、傅衣凌、张仲礼、李剑农和吴老等人。他们研究领域各异，但却有许多共同特征：（一）出生在20世纪头20年间，在国家多难之时长大，具有强烈的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视研究中国经济史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行动，精诚敬业。（二）在著名的大学毕业，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有极好的国学修养，知中国古今史事。（三）精通一门至多门外文，运用自如；大多数都到外国学习或进修过，了解西学。（四）学风严谨，在所研究的领域收集和积累了系统的资料，多数都编有相关的资料书问世，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奠下了厚重的基石。（五）在所研究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自成一家，因而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领地上的一座高山。吴老这座高山伟岸而耸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赵德馨老师写的关于吴先生的文章，文章出处：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2868

还有王玉茹老师的这篇文章。出处：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2508

博学笃志 惠泽百家

2007-05-23    王玉茹    《中国经济史研究》供稿    点击: 431

博学笃志 惠泽百家 博学笃志  惠泽百家   王玉茹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各位领导、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今天是中国经济史学界德高望重的吴承明、汪敬虞二位先生九十华诞，这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件幸事，非常感谢吴门的师兄弟们把这个机会给了我，在此我代表吴门众弟子、代表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向二位先生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们这一代经济史学者是读着吴、汪两位先生和其他老一辈经济史学家的书跨入经济史学门槛的。记得我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经济史的专业课就是从读吴老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开始的，而我开始做经济史研究则是从巫宝三、汪敬虞先生著《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等统计资料开始的。由于我有幸在吴老的指导下完成我的博士学业，因此今天受吴老的众弟子的委托，在此对先生多年来对我们在学业、人生道路上的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年和九十华诞的时候，作为学生藉此机会让我们回顾师从先生求学的过程中，从先生的治学道路、先生为中国经济史学繁荣发展所做的贡献、先生教学育人的大家风范，从中获得启迪，为中国经济史学的繁荣、发展尽我们的一份力，做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 第一，先生的拳拳赤子爱国热忱、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耄耋之年依然对事业孜孜以求，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典范。吴承明先生自青年时代开始就作为学生领袖，投身于爱国救亡的运动中，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在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出工作期间同时担任《新蜀报》的主笔和《经济日报》编辑等社会职务，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43年先生赴美留学，在美国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期间或“金钥匙奖”，并称为“贝塔·西格马·伽马”荣誉学会会员。1946年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西蒙·库兹涅茨的助手回国，回国后先生先后在政府部门、银行等任要职，同时在交通大学、东吴大学等兼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先后任职于中央外资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等。先生一生既有在实际工作部门的经历，又有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教学经验。忠诚的爱国热忱，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知识素养，为先生学术事业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高瞻远瞩谈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引导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被禁锢了多年的学术界开始接受国际学术发展的新成果，一时间各种理论、学说纷纷传入中国。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系统论等新的理论方法在中国学术界被借鉴和使用，在史学界也引起一场反思。吴承明先生从80年代初开始即多次在学术讨论会上谈经济史研究如何借鉴和使用这些方法，并在《晋阳学刊》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意见》[①]，其后又发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②]等一系列讨论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分别从历史观和方法论、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的关系等全方位、多视角的解析了各种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以及这些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的利弊、如何具体使用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提出了“史无定法”的宏论，被经济史学的后辈作为治史的座右铭。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③]，则是吴承明先生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的力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 第三，蓄而不露、厚积薄发，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框架。吴先生坚实的历史学积淀与数理经济学功底，将经济学理论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市场入手对商品交换、价格、货币、人口等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构建起研究中国经济研究的经济学新框架。《中国资本主与发展史》虽为吴承明先生与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共同主编，但是因为许涤新先生1988年不幸病逝，实际上从这部书的规划、设计、重点章节的撰写、修改全都由吴先生主持完成。而且由于这部书的编写时间历时20年，所以待书出版时许多新的研究资料被挖掘出来，为了使这部巨著能够达到预期的高水平，第二卷和第三卷全部书稿都是吴先生亲自修改补充新的资料。我记得1990年我在日本做研究期间，行前即得到先生向日本学术界的推荐，在日期间一直与先生保持通信联系。先生曾在信中讲到他每日早上5点钟左右起床修改《中资史》第三卷，当1993年这一卷出版后，南开一些参加这部书编写的教师看到署名自己的一章内容时，竟然发现所使用的资料大多已被更新，而署名却依然是原来的作者。 吴先生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全方位的，他不仅是“史无定法”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者。近年来在与先生探讨学术问题时，先生多次提醒我，研究经济史不要仅仅用经济学方法、数量方法，要关注制度和文化的作用。先生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而且他还关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先生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不仅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同时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以期从中西比较中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根源。 第四，奖掖后学，鼓励创新，关注经济史学的繁荣发展。我们在座的先生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很多都直接得到先生的指导。让我感受最深的是1986年夏天，当时我刚刚读了一年经济史硕士研究生，在我的导师刘佛丁教授的鼓励下，为了完成“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文，利用暑假的时间刘佛丁教授带领前去北京拜访经济史学界的名家。虽然自硕士研究生入学以来刘先生一直让我读吴先生的书，而且为了让我尽快的熟悉和掌握先生的研究，刘先生让我为吴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写书评，但那次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先生。当时真是感到诚惶诚恐，不敢随便张口。当刘先生说明来意后，吴先生及鼓励我说出我的想法，在先生的鼓励下我斗胆道出想重新评价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即得到吴先生的支持，而且先生还把刚刚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借给我，并为我介绍了很多先生刚刚接触到的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资料。当我的这篇论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后，先生又给我写信对这篇论文给予详细的评价。1991年我从日本做访问学者回国后，我希望能够师从吴承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为了让我能够兼顾工作和学习，吴承明先生提出先生在南开作兼职博导，我在南开读书的办法。虽说是兼职，但是先生分文未取，每次我到北京就教于先生都是满载而归。当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先生为我补充了很多文献。至今我依然将先生亲手为我修改的博士论文原稿，作为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的一份珍贵的纪念珍藏。 吴先生为很多年轻人的著作写过序言，每一篇序言都是一篇相关理论与方法评介的学术论文，鼓励创新、指出不足。吴先生有一句名言：带学生，指导论文是不带观点的，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鼓励，从先生的身上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大家风范。在我指导研究生，特别是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以后，先生不仅关注着我的研究还关注着我的学生，即使是在先生年事已高，又患眼疾的情况下，每年都要为我的学生审阅博士论文。今天他们的代表来了，而且远在国外的，得到过先生指教的学生专程从韩国赶来参加今天的盛会，向先生表示感谢。 先生对年轻人的提携也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只要先生发现问题就直接指出，在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中，我的大师兄刘福寿写的《珍贵的一课》就是记述了先生铸颜雕宰、诲人无声的师德师心。 吴先生曾经10多年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不仅在任期间还是因年事已高辞去会长职务以后，都在关心着中国经济史学的繁荣发展。我体会最深的是先生对南开经济史学科的关注，南开的老一辈、新一辈经济史学者都得到过先生的帮助。前些年因为有些原因我曾经产生过、也实际做过离开南开的想法和举动，每每征求先生的意见，先生总是对我讲，南开是经济史重镇，不能放弃。当我离开以后因为学科建设需要，校领导请我回南开而我举棋不定的时候，先生马上打电话给我明确表示他是南开校外支持我回到南开的人。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与吴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一辈经济史学家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此我代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对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祝福。 学贵有师，先生的哲人心宽、中和慈祥的为人之道；淡泊名利、吐论凝神，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研究；至博至深、至精至严的作品；有教无类，破除门户之见提携后人的为师之道，都是先生为我们树立的人生楷模。我们作为后辈，饮水思源，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为中国经济史的繁荣、发展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祝吴承明、汪敬虞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 [①] 《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 [②] 《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③]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高山仰止

 

赵德馨

 

我想通过半个世纪来接触吴老（承明先生）及其论著的几件事，谈谈受到的教诲与留在心目中的形象。

 

一

 

我在当研究生阶段就开始学习吴老关于外国在华资本问题的著作。

1955年下半年，我们进入研究生学习的第三年，傅筑夫先生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在他开出的阅读书目中，有魏子初的四本书（《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美帝在华经济侵略》，《英国在华企业及其利润》，《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傅先生在介绍书目时说，“魏子初”是“外资组”的谐音，外资组是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调研处里的一个机构，处长是吴承明先生。魏子初大概是吴承明的笔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吴承明先生的名字。

1956年初，买到吴承明著《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一书。与上书作对比后，证实了傅先生的判断。

我的一点有关中国近代时期外国在华资本的知识，主要来自吴老的这些著作及雷麦的《外人在华投资》。吴老的著作后出，批判地吸取了雷麦的成果；又是在处理外国在华资本基本完毕之后去研究它的，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完成形态和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的资料大多数是处理结束后获得的，因而比雷麦的更全面，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后来，虽有人对个别国家的在华资本，个别地区的外国资本，个别企业的外资数额作过补充，但在整体上，无出吴老之右者。在我的心目中，吴老是这个领域的权威。所以在教学中，在研究工作中，我只征引他的研究成果。

 

二

 

我们在收集与整理资本主义资料工作中首次见面。

1958年，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各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收集与整理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料。吴老是这项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我参加武汉市的相关工作。1959年，吴老到武汉了解情况与检查工作。武汉市工商管理局请我参与汇报和陪同。这是我第一次与吴老见面。该年冬，我参加武汉市工商管理局关于这项工作的取经团，先赴上海，后去北京。在北京听了吴老的一次发言。这两次接触加深了1955-1956年读吴老著作过程中树立的形象：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我的如下认识是从此时起开始逐步形成的：他的有关中国资本主义的论著是建立在对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情况调研基础上的，资料丰富，细致，翔实。

从1958年开始，我们在教学中将中国经济史课程的下限延至1949年之后，最初止于1956年，后来延至1958年。讲义则年年修改补充。1949-1956年这个阶段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改组、发展与被改造。吴老主编的、1962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成为我们此后修改讲义的重要参考书。

1979年以后，我向吴先生学习的条件更好了。第一，见面的机会多了。我和他同时被邀参与一些学术活动。较早的是1982年参加《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一书的审稿会。以后有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洋务运动研讨会，中国轻工业史学会成立会，中国投资史学会成立会等等。最近的是2000年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展望国际学术会。从1986年到1998年，我们每两年必在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年会上聚首一次。在这些活动中，得以聆听先生的发言和当面请教。第二，承他垂爱，自1986年起，每有新著问世，必赐一本。在所赐诸书中，有许多是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更是这方面的鸿篇专著。在许多会议（如上述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会、张謇会，洋务运动会等等）上，吴老的发言主要也是谈这个问题。

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学者甚多，他们各有千秋。吴老的特点有两个：第一，是在资本主义被改造完成之后开始研究的。他研究与叙述的对象是一个完成形态，是一个从萌芽到被消灭的完整过程。第二，以各地收集整理的资料为主要依据，是以能在空间上遍及全国，在部门上无所不包。因为这两个特点，在中国资本主义史研究方面，他独树一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我向吴老学习的第二个领域。在我的脑海里，吴老除了是外国在华资本问题的权威外，又加上了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权威。

 

三

 

吴老的发言与论著给我启发最大的是方法论。

我在1996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么一件事：在当了三年经济史专业研究生之后，仍感到缺乏有关经济史学科本身的理论知识，诸如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性质、功能、历史、分类等等。为了使自己带的研究生不留这种遗憾，设置了一门“经济史学概论”课，以便与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同意于1993年出版我的讲稿。由于有几个应该涉及的问题没有谈到，对已经谈到的某些问题自己也不满意，所以没有寄出书稿。“近三年，陆续读到吴承明教授的论文，使我有‘崔灏题诗在上头’之感，庆幸自己没有匆忙地将书稿交给出版社。”（《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我对吴老高山仰止之情和“搁笔”之慨。

在讲“经济史学概论”这门课时，我最感困难的就是研究方法问题。吴老的论著象及时雨为我解惑，这使我高兴莫名。

吴老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的研究，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视野宽广，洞达中外，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予以审视。在中国，他的研究上自汉代，下至当前。他把汉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纲领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即历史观与方法论予以探讨。他肯定清代乾嘉考据学、训诂学的长处。他认为20世纪初以来采取考古成果与西方考证方法，开拓了新的境界。在外国，他系统地分析从经济史学科诞生的19世纪后期起，直到今天所使用过的各种方法及其演变进程，诸如实证主义方法，历史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整体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新制度学派方法，比较史学方法等等。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论证其短长。在经济史学界里，在这方面，吴老独步天下。

第二，注重定量分析，努力对一些宏观数量做出估算。经济史学务求数量分析。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里，部分研究者对此注意不够，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吴老强调凡能计量者，应尽可能计量，然后用统计学方法或计量学方法作分析，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这个量，凡有统计资料可用的，用之；若无，则推算和估计之。他为此付出艰苦的劳动，对中国近代的工业资本，资本集成，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国内市场商品量，外国在华资本等等做出了估计。这些估计的绝对数可能不那么准确，但有了这个基础，今后便可以根据新的资料与计算手段不断地补充或修正（吴老自己对一些数据作过修正），使它们一步一步地接近实际。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计价方法前后一致，又是依靠数理法则推算，其相对数（指数、速率、比重等等）有重要参考价值。所以我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大量采用吴老估算的数据。在宏观计量和估算方面，吴老既是倡导者，也是成就斐然的示范者。

第三，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转移研究的重心，转换研究范式。吴老长期做经济工作和研究经济问题。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处理完毕后，他出版了《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对这个历史过程作了概述。改造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工作完成之后，他转而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先是出版《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继而主编三大卷《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此后，随着国家的重心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他的研究方向也转向经济现代化（近代化）和市场化。在这里，不仅是研究内容的变化，也是学术范式的转换，诸如从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转换为现代化就是市场化，诸如放弃资本主义而采取市场化等等。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起到开辟道路和导向的作用。先生是中国经济史为学科的导向者。

 

四

 

吴老提携后学不遗余力。在此仅举一事。

1989年，我接受一个任务，研究“近代中西关系与中国社会”。在这个课题中，我设计了多个项目。诸如1842-1949年间，外国从中国拿走多少财富；中国是变穷了还是变富了；等等。前者要研究通过一些什么渠道（如赔款，贸易，投资等）拿走的，拿走多少；后者要研究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总量及人均量。为此，我请课题组成员班耀波讲师于1990年8月赴京向吴老请教。吴老除面谈中说了许多重要意见外，主动提出供给一些资料。9月7日，我收到吴老9月4日寄出的大信封。内有他9月3日写的信和五份资料，计：（1）13项条约、协定中的赔款金额；（2）Robert Dernberger、侯健明、许内门计算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3）对《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一书中投资数及汇回他们本国的投资利润与借款利息的修正数据；（4）1920年和1936年的产值估计；（5）1920-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此中的（3）（4）（5）是他准备用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的。

这些资料共计10张，其中包括三个大表、两个小表及有关说明，皆吴老手书，字迹一笔不苟。我读此信与资料后，感动之情难以言表。我认识到，这些资料是他多年积累、整理与计算的心血结晶，尚未公开发表，将它们寄给我，是对我的帮助，也是对我的信任。在吴老自己公布它们之前，不应该出现在我主持的论著之中。我珍藏之，将它作为前辈帮助后学之见证与纪念。

 

五

 

我们是吴老论著的积极宣传者。

我长期站在中国经济史的教学岗位上，除了课堂讲授，还要编写教材。学习吴老的论著，每有所得，或由口舌，或诉诸笔头，向学生转述。从1958年至2003年的46年间，有幸先后主持教育部推荐的三本经济史教材：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198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2003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这三本书，均多处征引吴老论著。以最后一本为例，该书所列主要征引文献30部，其中吴老的著作五部，占1/6。可见吴老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六

 

现代形态的中国经济史学科从诞生至今已近100年。在此期间，出了一批中国经济史学的奠基人和大师，如梁方仲、汤象龙、傅筑夫、方显廷、严中平、李文治、汪敬虞、彭泽益、傅衣凌、张仲礼、李剑农和吴老等人。他们研究领域各异，但却有许多共同特征：（一）出生在20世纪头20年间，在国家多难之时长大，具有强烈的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视研究中国经济史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行动，精诚敬业。（二）在著名的大学毕业，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有极好的国学修养，知中国古今史事。（三）精通一门至多门外文，运用自如；大多数都到外国学习或进修过，了解西学。（四）学风严谨，在所研究的领域收集和积累了系统的资料，多数都编有相关的资料书问世，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奠下了厚重的基石。（五）在所研究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自成一家，因而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领地上的一座高山。吴老这座高山伟岸而耸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详细出处参考：https://bbs.pinggu.org/thread-344799-1-1.html&replyID=58888&skin=1

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多谢

感谢各位楼主的介绍，又加深了对吴先生的理解和尊重。

提心吊胆的买了，也不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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