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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的独到见解总让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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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再按一下：
本案导读：
是什么促成英国的工业革命？如何评价重商主义的历史意义？重商主义是生产性寻租还是非生产性寻租？我国现在是重商主义体系吗？欢迎收看《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版》评论员文章
“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
评论员：xiaoyang
这篇文章的标准直接借用了“新历史学派”领军人物Gustav Schmoller的小册子"Das Merkantil System in Einer Historischen Bedeutung"的标题。
在这篇文章里小凯的见解倒不多，基本是引述acemoglu等人的研究，再蜻蜓点水一样讲一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转型。
acemoglu等人现在确实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们利用实证方法，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很有意思的研究，如2006那篇文章天才般地利用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把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传统的相关关系强化为因果关系，用以解释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令人拍案叫绝！
不过，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西班牙、法国等，不光是acemoglu他们一种解答。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把《国富论》抬得太高。《大国崛起》里面英国那篇有个片段，是说等斯密走进房间时，连英国首相都起立，称自己是斯密的学生。这个镜头非常值得商榷，搞不好就是编导们的yy。大家可以想想看，直到李嘉图时代都还在为保护性的“谷物法”的存废大辩论，更不用说斯密时代了。就算是斯密时代，斯密本人也支持打击海上马车夫荷兰航运业的“航海法”，保护主义取向昭然若揭。在全面地看看斯图亚特王朝一百年英国的政策：
1651年通过航海法案
1672年通过“谷物法”
1689年通过对“谷物法”的修订
1699年“羊毛法案”禁止进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挤跨爱尔兰具有竞争力的羊毛产业，压制了美国殖民地毛织工业的兴起。
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
1703年修订麦修恩条约
1721年首相沃波尔实施重商主义政策改革，明确以提升制造业为政策目标
1721年禁止印度棉织品和丝织品输入1732年针对美国业已壮大的海狸毛工业制定法律，禁止殖民地向外国或其他殖民地出口帽子。
这些政策，再加上1587年伊丽莎白一世的“完全禁止羊毛出口”政策，就是英国的经济政策史。这些政策的核心很明显，就是扶持英国纺织业的发展，纺织业在英国是幼稚产业，不保护的话就被爱尔兰和印度击垮。如果没有英国纺织工业的成长，与纺织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机械发明恐怕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
如上分析涉及到自欧洲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各国追求“国富民强”目标是普遍采用的重商主义体系。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评成为后来思想史中评介重商主义的标准做法。重商主义极大得帮助了英国的成长，而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评价如此低下，我们不禁要问，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评价合理吗？
在《以彼之道——小凯未竟的事业》一文中，xiaoyang已经简要介绍了斯密的发展理论，以及斯密对重商主义体系的反感。他认为重商主义的主要错误在于混淆了如下两点：一是将货币的积累视为国民财富的增加；二是重商主义将商业利益视为国家利益并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
斯密还逐一反驳他所认为的重商主义基本政策主张，如奖励金、退税和通商条约等。斯密对其它政治经济学体系（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评述都是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准的。他认为增加财富依靠分工的发展，分工又受到市场范围的束缚，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经济活动，实现社会资源的最有利用。斯密以“货币数量论”反驳了通过贸易盈余积累财富的观点，因为贸易盈余会是的一国的币值下降。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都是人为地破坏自由的市场交换，给经济交易设置种种壁垒，限制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的发展继而财富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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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对重商主义的第一个评价不断被被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加批判地继承，如西尼尔、琼斯、麦克库洛赫以及曼彻斯特学派，并且延续至今。斯密对重商主义的第二个评介，则被后来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利用“寻租”，通过制度分析用于解释英法两国重商主义制度变迁的差异造成两国经济增长的不同绩效（Ekelund, Jr. and Tollison,1981,1997），寻租理论的创始人也用了寻租成本来解释英国首发工业革命，这点acemoglu他们也有所研究。“寻租派”的分析建立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上，基本逻辑是寻租行为改变政治权利和产权，创造出新的激励结构，改变经济活动的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和政治经济系统的性质。具体而言，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权力逐渐取代王权，为了获取特许经营权的寻租成本上升，利益集团的寻租不再有利可图，而法国王权一直很稳定，所以寻租也就更容易一些。这也就造成了英国自由主义经济的形成，而法国则是国家干预盛行。我国学者吴敬琏等认为我国当前经济模式是重商主义，并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仍然是在延续斯密及其追随者对重商主义的传统认识。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合理与否，小凯的认识都比吴敬琏更早几年。
可是，理论和政策上的冲突总得有个解答，政策的实效是明显的，某种理论通常都首先是假说，需要商榷的地方很多。重商主义理论需要新的阐释。这个工作，由“另类教规”经济学的倡导者Erik Reinert完成了很大一部分。
(省去部分文字，具体参见《穷国的国富论》一书相关文章)
理解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适应时代背景的发展战略，需要从制造业的特性入手。重商主义经济学繁荣之时，正是欧洲主要国家生产方式从农业转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时期。从租金理论的角度来说，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高于原材料的原因在于制造业有较高的进入壁垒，例如较高的固定成本和熟练的技术工人等等。这使得从事制成品生产和出口的国家能够获得垄断利润。为了促进、扶持和保护制造业的发展，重商主义体系还包含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囊括了所有的重商主义政策。所以，欧洲各国的财富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造业的竞争，又可以理解为创造和绕开制造业进入壁垒的竞争。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专利制度。专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新知识的创造并给予保护，该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断绝了竞争者进入某一经济活动的通道，如特许经营权等。第二，对殖民地的争夺和控制。宗主国利用从殖民地进口的原材料加工并出口制成品是有利于财富增长的，所以，宗主国阻止殖民地及其他落后地区也发展本土的制造业。第三，对技术工人的培养和争夺。最为常见的办法是限制国内技术工人的出国，同时招纳他国技术工人，如英国、俄国等。第四，建立贸易保护制度。该制度对于制造业的意义，最为典型的是李斯特等所极力主张的关税保护制度，这是出于保护幼稚工业的考虑。为了扶持制造业的发展，重商主义者在国内的政策以是降低交易费用、统一市场为主。首先，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兴建运河、灌溉系统和铁路等。其次，消除国内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例如在李斯特倡导下创立德国的“关税同盟”。最后，减税和降低交通费用，例如科尔贝尔的税制改革等。
回到英国和西班牙的对比。一般认为西班牙是重商主义过头了白白丧失历史优势，而英国是自由经济才收获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可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重商主义发展成为各有不同关注重点的分支流派，主要有两类重商主义：货币型重商主义和生产型重商主义。后者在17世纪晚期成为重商主义的主流，因为大多数的重商主义者认为增加财富的关键在于生产领域而非金融领域。后者的理论和政策关注的是货币金融领域，前者则是在生产领域，即在实体经济中探索经济问题。斯密并没有区分这两种重商主义，在他看来，即使晚期重商主义者要求发展产业的强烈主张，仍然没能摆脱早期重商主义者将积累货币视为财富增长的“谬误”，因为这都“被视为只是国外贸易的辅助”。事实上，即使是斯密之前19世纪的英国重商主义者也明确的反对将金银等贵金属视为财富，并且认识到了贸易的互惠性质，禁令过多反而会束缚贸易，并且突破了早期重商主义者将财富总和视为零和博弈的狭隘认识。恰恰是生产型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推动了西欧各国历史性的经济起飞和成长。生产型重商主义者的洞见主要来自于如下两个观察。第一个观察是在西班牙上演的“米达斯谬误”。西班牙占据着美洲丰富的金银矿藏，金银源源不断地从殖民地流入。然而，西班牙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普遍富裕。因为西班牙本土“如此贫瘠和缺乏生产力量”，为了应对商品需求，西班牙“必须动用他们的货币来弥补这一缺陷”。不仅如此，黄金大量输入后，西班牙反而出现了退化落后，大量依靠进口外国制成品，黄金最终流向没有金矿但制造业发达的其他地方（如荷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另一个观察是没有丰富资源但却富有的威尼斯，而拥有丰富资源的那不热斯却相对贫困，原因是因为威尼斯拥有那不热斯所没有的制造业。而且，具有相同劳动生产率的职业所得到的报酬，在有制造业的地方普遍高于没有制造业的地方。这些现实的思考促成了重商主义者热衷于发展一国的制造业，视其为富国强民的根本，这恰恰是重商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所在。（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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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xiaoyang于2008-12-21 0:37:1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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