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上四种发展模式相比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尤其是自1992年正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得发展特点应该是更接近四小龙的发展模式的——事实上中国当初的确是以四小龙的发展为范本,结合自身特点和初始条件选择了初始的发展道路。
至于为什么是政府主导而非市场主导,一方面可以由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解释:中国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公有经济就需要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个主导地位是不论怎么改革都不会发生变化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决定了中国是不可能走欧美那样的自由市场道路的。中国真正实行市场经济不到30年,中国人的大规模的市场自由思想的萌发也早不到哪去,但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官僚文化、集体主义则是深深的镌刻在中国人的心里。中国的官僚阶层不会轻易放弃,甚至可以说绝不会放弃已经传承了数千年的官僚利益,这样,想要中国的官僚阶层放权于民放权于市场,这无异于虎口夺食,可行性是很小的。此外,中国人的文化底子里的集体主义、宗族情感也让中国人实际上更为愿意作为集体中的一份子接受某个人的决策从而找到某种归属感(关于宗族情感对中国人的强大影响,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儒教与道教》中有详尽分析和描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底子就和自由市场的思想不那么亲热。
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拉美模式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如都提倡引进外资和技术。但深究则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特点顶多在操作层面上和拉美模式有些微的相似之处而已,考虑到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对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近乎夸大的重视,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为全世界所公认,那么单凭引进外资和技术这一点很难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拉美模式相似。其实,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二者差距还是挺大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教育投入。尽管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备受诟病,但是正如现实中所看到的,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至少能看懂简单的说明书,能进行初等代数运算,他们随便被拉到一个工厂培训一两个星期就能立马上岗,这是拉美国家做不到的,而且中国还有全世界都不能比的高素质产业后备军,就是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尽管好多人找不到工作,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似乎可以自豪的说:我们的教育产出是过剩的!!
一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两大特点:
第一就是出口导向,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有两个理论支持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一个是所谓的“梯度理论”,也就是说把全国分成这么几个梯度:沿海地区、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我们应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然后根据梯度慢慢发展中东部地区,再发展西部地区,这是为出口导向政策奠定了一个基础;第二个理论支持是所谓的“大进大出”理论,也就是出口加工业,进口原材料,在中国组装生产,然后再出口。这两个理论奠定了我们出口导向政策,也奠定了我国目前的产业格局乃至经济格局。
第二个特点是高投资低消费。我国的投资率一直是在30%~40%,过去这几年总储蓄率高达52%。也就是说还存在着大量的资金闲置现象,这不仅仅是一种资源浪费,更严重的是这和现在好多中小企业以及农村领域紧张的现金流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了这牵扯到了中国的金融发展问题,问题太大太难,我也就不讨论了。
目前中国几乎举国上下都在讨论着如何提高居民消费,提高消费在GDP增长中的贡献,但是我个人认为目前的讨论存在一定的误区:
一是一旦提到振兴国内消费消费,好多人都说应该提高居民收入,应该涨工资。工资要不要涨?要涨。但是工资涨了消费真的就一定提升吗?我看不一定。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而非收入——在这一点上好多人的认识都存在基本的错误——为了提升消费,我们就需要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途径有二:一是增加收入,即现在大家都在说的;二是减少居民的非消费性开支,比如说一些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支出。个人觉得其实第二种方式效果更好。涨工资有时意味着开印钞机,也就是引致通货膨胀,也许凯恩斯说“我有货币幻觉,即使购买力不变,但是只要手里钱多了我就爽了”,但是,人民群众是不会甘愿一次次被忽悠的(最重要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击败蒋介石的除了共产党还有通货膨胀)。而减少居民的非消费性开支,增加政府的公共投入,将财政用于教育、医疗、保险甚至是社区建设,而非发动全国财政去搞“铁公基”,这样不仅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消费自然会增加,而政府支出的乘数作用也能带来可观的就业,这又会反过来刺激居民消费。
另外一个误区就是,目前谈提升居民消费似乎都是抛开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来谈的。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将决定什么样的消费结构。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决定了中国的低消费格局,如果不是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出口产品积压,制造业面临需求危机,国内提振居民消费的声音是不会那么强烈的。我们都知道,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之和决定了一国的GDP总量,这就说明了这三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目前可以说是一种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此外净出口的增长在GDP的增长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居民消费的作用怎么看都很可怜,这是由目前中国的发展特点和产业结构特点决定的,在产业结构没能出现大的改变以前就谈消费的大幅增长似乎是不大现实的,至少短期的消费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在提升居民消费是因为出口受阻,可是一旦出口恢复甚至出现增长,我们是不是又要居民减少消费,把吃下去的都吐出来??所以,从根本来讲,目前的紧要任务不是提升居民消费——当然了,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是一个重要的长远的目标——而是趁此机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进而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并最终实现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实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即差异化发展,甚至可以说是掠夺式发展。这也许是大家不愿意过多提到的,也有可能这个特点是内含于第一个特点“出口导向”之中的。
这种差异化发展最严重的受害者就是中国农村,这从经济发展的一开始就已经显现。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是靠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 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
在我们的印象中,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血腥、残暴的代名词,我们似乎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这样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其实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积累。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 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积累原始资本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通行。
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通过 “低利率”、“低汇率” 、“低工资” 、 “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 等价格扭曲政策, 实现了 “高积累” , 设置了一套维持 “不
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就是毛泽东所言的 “一穷二白”,而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是农业部门。于是,一系列不等价交换的体制剥夺的对象最终自然转向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成了中国发展的初始资金来源。甚至在中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城市融资体系后,农业也在不断的向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资金。
设在农村的一个个金融机构,打着扶持农村,为农民兄弟提供资金的旗号,实质上却扮演着农村资金“吸血鬼”的角色。由于农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其他产业,而资本其本质是追逐更高收益的,这从根本上就决定了现在的农村金融机构不可能起到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的作用,相反农业剩余会不断的流入这些机构,为中国的其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然而,农村资金不断流出的背后则是存在于农业、农村的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中国农村一直都是差别化发展的受害者。
个人认为,差别化特点导致的中国发展的区域性畸形问题将会是中国经济飞跃的短板,也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PS:
仔细想了想,我觉得第三个特点也就是差异化的特点,确实比较偏激。
经济发展,社会改革都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这些成本、代价有时候是全社会承担有时候不得不让少数群体承担,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阵痛。
帕累托证明了政府并不能有效的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真正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的确走在逐步提高生产力逐步提高经济水平的道路上,这就表明,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目前的道路至少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经济发展,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确实很难抉择,也许有不公平,也许有血泪,但是为了将来的美好,过程中的苦难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此外 ,这篇东西参考了一些学者的研究不能算完全原创吧 特此说明。
废话比较多 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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