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认为，在劳动人口绝对过剩的地区不可能出现过密型劳动，故其不是“糊口农业”、“无法单独以此维持生存”的手工业之伴生现象。

过密型劳动出现的前提是劳动人口相对过剩和自然禀赋能产生并实现“多劳多得”的预期。

家庭在生产组织形态意义上说是一种家庭成员间互负连带无限责任的合伙组织，故不存在解雇的概念，以此作过密型劳动所由产生的制度原因之一是不确切的。

永佃制在中国遗产继承制度导致户均占地规模小型化和土地兼并导致占地不均的过程中，阻碍着农户的大规模破产、为农户提供了创业机会，从而使农村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无产者，但永佃制不是产生过密型劳动的充分条件。

过密型劳动下的社会就业率并不低，无产者及以打工为生的人数不多，况且过密型劳动之收入非属工资，故社会平均维生费用水平或最低工资水平并不因过密型劳动而无限下降。

农场、手工业工场与家庭的生产成本之差异，不因劳动力成本、而因组织协调管理生产过程之组织成本，故过密型劳动不能被视为隐蔽性失业。

在农业，过密型劳动同时是一种劳动资本化的过程，即投资；过密型劳动还是农户在比较利益考虑下的生产行业之变换、选择过程；

在手工业，过密型劳动有两种形态，一为产量型过密化劳动，一为品质型过密化劳动，前者追求总产量最大化，后者则导致品质过剩现象。

密集型劳动与过密型劳动的经济学本义，是就劳动在生产要素组合中的占比而言的，并不仅靠与劳动生产率或边际产量之间的关系而能刻划，从生产要素组合角度说，过密型劳动是劳动对资本替代的不懈努力，它触发了劳动对资本的逆向替代过程，从而堵塞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之路。

江南集镇构成的实体市场交易费用几乎为零，使制度性的、依赖雇佣而经营的生产组织无法消化其组织成本，从而导致解体。这种市场的存在才是产生过密型劳动的充分条件。

自给自足的全国性市场需求仍嫌不足，故区域间、城乡间、集镇间、农户间的分工与专业化所形成的“斯密型动力”不足以推动“科斯过程”即近现代企业及企业家的出现，这与过密型劳动对资本的逆向替代一起，构成了没有技术创新、没有企业家才能的“熊彼特式的循环流转”状态，这才是中国江南经济的内卷化，这才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内源性地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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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一、劳动人口绝对过剩条件下，不可能出现过密型劳动

二、劳动人口相对过剩是过密型劳动产生的必要条件

三、家庭创业和就业、永佃制与过密型劳动

四、就业率、工资、工场组织成本与过密型劳动

五、隐蔽性失业与过密型劳动

六、手工业过密化劳动的两种形态；与奢侈品生产、艺术品生产之比较

七、“过密型商品化”、劳动资本间的替代、技术、技艺与过密型劳动

八、市场与过密型劳动

九、农业资本主义、内卷与过密型劳动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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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表在中国经济史论坛上的一篇文章，应该为作者本人的原创。现对独立观察员奖励金币20，金钱20，魅力50，经验50，欢迎独立观察员能继续发表高质量的文章！

不可思议！！！！

前言

过密（involution）化（型）劳动、过密化（型）生产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率先在其《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ess of Ecological in Indonesia》一书中提出的，用于指称爪哇稻作农业中由于劳动力过量投入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黄宗智（Huang， Philip C.C.）拿来用于解释历史中国何以商品市场经济发达却没有走向近代化的原因。他说：“农业密集化是由人口增长推动的，但在既有技术水平下，人口压力迟早会导致边际报酬隨着进一步劳动密集化而递减，也就是我按照克利福德•吉尔茨（1963）定义而称作过密化的现象。”

从本人所见的著述看，在过密化研究中，以黄宗智、赵冈与陈仲毅的贡献最大，尤其是后二位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制度史论》（赵冈、陈仲毅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一书中，他们以普通经济学的观点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性质，“认为它是一个古代的市场经济”（是书，“序”）。此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大有茅塞顿开之感。这当中，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过密型劳动或过密型生产模式的词汇，但“剩余人口出现，工人的边际生产力要降到最低维生费用水平之下。此时，雇工操作的大农场及手工业工场便要停止雇工。剩余人口不得不由他们的家庭来收纳。家庭工业与小农户不受最低工资率的限制，于是利用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从事生产”（P8）之论，实际上说的就是过密型劳动与过密型生产模式，这，始终在他们的著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但过密化研究所引起的争论也不小。

王国斌（Wong，R．Bin）质疑道：“有关明清人士对普通百姓生活日益奢侈而深感忧虑的史料，在中日两国明清史天空中比比皆是。如果在黄氏所研究的六个世纪中，一直是‘糊口农业’（或‘维持生存的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话，上述情况怎么可能出现呢”（［美］王国斌著《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P1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王并指出：“在黄氏的分析中，由于长期以来人均产量未有明显变化，因此他并没有直接讨论引起‘过密化’的动因究竟是人口还是经济”（同上书，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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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冈以为黄宗智笼统地把“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称为过密或内卷、即将A到D统统认作“过”密了，——此一怀疑应该不能成立。因为黄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6月版）中已经清楚地指出“它的高度内卷，要从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单位的特点来理解。这样的单位，可以因消费的需要，而在边际报酬降到市场工资以下时，仍继续投入劳力”（P306）。

但黄赵的过密型劳动之概念及其逻辑之展开过程，的确有再作细细琢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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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过密型劳动图解

一、劳动人口绝对过剩条件下，

不可能出现过密型劳动

所谓绝对过剩劳动人口，是指几乎找不到任何就业机会的劳动人口。原因在于自然条件恶劣、土地瘠薄少腴、远离市场、商贾罕至，除了维持生存的农业，几乎没有其他创造收入的来源。由于地力、市场和商业机会没有对投入的追加劳动作出产量或效益增加的响应能力，因此他们的边际产量曲线在B点之后就开始急剧地下坠（即图1之B点后的那段曲线任意点切线的斜率接近于零，几乎与水平轴垂直）,这意味着他们每增加相同的劳动量，边际产量却下降得更快，甚至在他们正常数量的劳动力尚未投入之前,边际产量就已经消失,逼迫他们于过密型劳动的发生点C以前就不得不停止对土地的劳动增加投入。另外，贫困地区的维生成本已经低至糊口水平，这意味着图1上的那条“平均维生费”之水平线更接近于纵轴零点的位置，从而使得边际劳动所生之边际收益的活动空间太小（即CD段曲线相当短），故即使投入过密劳动并产生些许正的边际产量，恐怕也失去计量意义与变现可能。土地贫瘠、投资匮乏，单靠劳动的投入已无济于事，而市场又不能提供新的创业机会，这使得人们彻底丧失了信心，放弃徒劳的努力反而是经济合理的选择。
这就是说，过密型劳动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本没有产生的机会。

二、劳动人口相对过剩

是过密型劳动产生的必要条件

劳动人口相对过剩：相对于土地与资本，人口或劳动力显得过多，创业不易，就业机会少。

在历史中国，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往往因王朝采取轻徭薄赋予民休养的政策、经济获得持续的恢复与增长所带来。承平日久，则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快过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并迅速到达环境资源所能荷载人口容量的边界附近，一旦因气候与自然灾害导致农业连年荒歉，即出现人口相对过剩现象。

在中华帝国的和平时期，由于当时没有大规模国际贸易、也没有大规模的对外殖民运动，这种短期内出现的相对过剩人口所导致的暂时性困难，常因无法消解而日复一日地积累下来，总有一天会成为帝国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直到灾荒饥馑、朝政颓败、百业凋敝所引燃的兵燹，残酷地消灭人口，让帝国经济重新陨落到原点。

所以，在农业中国，相对过剩人口之出现，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经济将趋衰落的原因。

当然，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并不立即导致王朝的倾覆。制度创新（如永佃制）、技术进步（如精耕细作、复种套种、有机肥的使用、玉米蕃薯棉花的引进等，参见《石汉声农史论文集》，石汉声著，中华书局，2008年1月版）、朝廷的荒政制度与设施之建设、宗族与士绅在地方公共经济与公共事务管理上的参预程度日益加深（参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四章：“晚明的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版）、手工业体系的进一步完备、国内区域间贸易之发达、市墟集镇的广泛涌现、国家赋税的货币化程度之愈益提高等等，都在努力地提高着社会经济的人口容量、延缓着绝对过剩人口现象的出现，可以说，相对过剩人口现象，是几百年来中国经济的常态（“从12世纪末开始，中国的人地比率恶化，人口压力形成了一项无可抗拒的强大制约”，赵冈、陈仲毅著《中国经济制度史论》P6），战争（比如改朝换代、太平天国）与大规模的饥荒只是暂时且局部地中断人口过剩现象蔓延的过程。

而中国经济没有被持续五六百年来愈益增大的人口压力压垮，正说明中国社会文化制度有着理应赢得今人尊重与赞叹的智慧与活力，毕竟六个世纪以来，她养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尽管人均资源数量在下降，但人民生活的普遍水平总的来说并未陷入仅敷糊口的境地。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农业时代里，中国经济是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巅峰，是最有效率的经济。

所以，说六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只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恐怕非公允之论，如果因为她的发展未能导致工业革命而如此责备，亦属苛求先人。

相对过剩人口是过密型劳动出现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关键在于地力、资本、技术乃至市场之外在条件，是否能配合边际劳动的投入能产生大于零的边际报酬，以使生产者、劳动者能形成“多劳多得”之预期，否则，劳动人口的相对过剩将走向绝对过剩。

环顾六百年来的中国，能稳定并广泛地在农业及手工业的范围内形成此类预期条件的，以江南地区为典型。

明人徐贞明在《潞水客谈》中说：“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若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

我们在前人留下的谚语中也能发现这种人地关系的描述，如：“只有懒人，呒有懒地”、“人不欺地皮，地不欺肚皮”、“ 大富由天，小富由勤”（参见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庚编：方言》）。

这说明在江南的自然禀赋下，只要勤劳，总有收益。

“播种迟一日，收割差半担”（同上），则说明劳动的边际产量还是很可观的。

但类似的谚语却不可能出现于西北贫困地区。

我们已经提到，赵冈所划的那道维生费用水平线，在绝对人口过剩的贫困地区，接近于纵轴的零点；但在江南，我们说“江南富裕”，实际上指的是当时江南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要高，体现在图1中，就是“富裕”抬高了这条水平线所处的高度，它已然超过糊口，其中还包括马斯洛各个需求层次的满足。

其他地区的人民所以向江南移民，我以为并非是赵冈所认为的因江南平均产量曲线高于其他地区（链接2）之故，而是因为他原本的那条平均维生费用水平线要低于江南本土居民的平均维生费用水平线，对江南居民来说是低于维生水平的边际劳动，于他，却是高于维生水平的，这种情形，类似于现在的农民工到城市愿意接受比城市工人更低的工资一样。

这种竞争如恶性展开，将使江南地区原来的维生费用水平线向下位移。

于是，我们可以说——

为什么彭慕兰（Pomeranz，Kenneth）拿来与江南地区作比较研究的西欧（参见［美］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没有持续且普遍的过密型生产现象，——那是因为西欧没有出现持续且普遍的相对过剩人口现象；

为什么在中国的过密型生产长期且突出地存在于江南而不是其他地区，——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自然禀赋、制度环境、人文渊源，长期地维持着这种稳定且广泛的劳而有获的预期。

三、家庭创业和就业、永佃制

与过密型劳动

黄宗智与赵冈都认为，过密型劳动的特点是生产单位无法解雇劳动者，这里的“生产单位”指的是家庭，“无法解雇的劳动者”，实际上指的是作为劳动者的家庭成员。

人伦组织的家庭，无法完全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灵活地调整它的组织规模，从而形成黄、赵都说的“无法解雇家庭内多余劳动力”的现象。

但也并非完全不能，分家析产、别籍异财是中国家庭组织规模最常见的调整方式，这种调整，我们不妨视为原有合伙关系之解除与新的合伙关系之建立，并理解为这是家庭以之替代劳动力数量及关系调整的唯一制度性方式，但其实这并不能被视为“解雇”。

历史中国的家庭大至形成了“五口之家”这一常态规模（王玉茹著《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第五章附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江南地区更是出现了家庭小型化趋势（参见陈江著《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P5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4月版），就是在人口压力与经济考虑的双重作用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在人口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人均土地占有量逐渐减少，因诸子均分遗产继承制、分家析产、别籍异财的作用，户均土地占有量也逐渐减少，这使得农户雇佣他人耕作的经营方式日益陷于不经济，于是家庭逐渐退出劳动力雇佣市场中的需方地位。

本来这将使人力市场上劳动力的需求不足，供应过剩，并将进一步地将工资水平压低至最低生活水平或社会平均维生费用水平附近，但此时，永佃制则发挥了阻碍这一过程的巨大作用：对于那些因遗产继承和土地兼并而占有土地数量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农户而言，雇佣他人耕作固然不经济，但出佃土地却是合算的，于是，农田租佃市场就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让原本要到人力市场出卖劳动力的农夫及其家庭成员获得了物权性质的佃权，从而以承佃创业获得就业。

于是，“明末以后，雇农人数渐减，很多都转化为佃农，而经营地主也逐渐转化为租佃地主”（《中国经济制度史论》P233）。

永佃制是否为过密型生产提供了赵冈所说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从赵冈所提供的史料看，永佃制与过密型生产模式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在永佃制比重最高的察哈尔、绥远（分别占78.7%和94.0%，而江浙皖仅30～45%弱。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之调查资料，转引自赵冈著《永佃制研究》P2，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11月版），我们并未观察到其地有如江南一样的过密型生产现象；而且，对手工业中存在的过密化，以永佃制是无法得到直接了当的解释的。

四、就业率、工资、工场组织成本

与过密型劳动

事实上，在过密型生产模式广泛存在的江南，就业率应该不低。

赵冈在解释过密型劳动之所以只能存在于家庭时说，“最低维生费是工场雇用工人的工资下限，如果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下降到低于最低点维生费用时，工场只好不再雇工人。……工场要支付最低工资，故受最低劳动力成本之限。家庭工业不付工资，故不受此限，可以把产品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此时工场无利可图，势难继续生存”（《中国经济制度史论》P414）。

这颇令人费解，——劳动力价格即实际工资水平居然在家庭与工场之间是不一样的？

问题就出在劳动力成本有差异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却相同的假设上。

赵冈虽没有明白地说除了工资之外、家庭与工场在其他生产要素取得的成本是否相同，但他一直强调家庭劳力没有成本、工场受最低工资之限，且以同一图（图1）来解释家庭与工场的生产函数与最低生活成本的关系，实际上等于认同家庭与工场在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成本没有差异。
但其实，家庭生产与工场的成本构成及水平是有差异的，家庭对工场的最大成本优势不在劳力，而在其组织成本，在最低程度上，工场相较于不雇工的家庭，就硬生生地多出了一块内部组织、管理雇工进行生产的费用与成本，在雇佣他人而从事农作上也一样：周剥皮半夜起来学鸡叫，这种“辛苦”是自耕农、不雇工而自己劳动的佃农所没有的。

赵冈以同一图（图1）来解释家庭与工场的生产函数、将过密型劳动所生之任何边际收入均视同工资，导致了事实上的逻辑混乱。

事实上，即使家庭与工场的生产函数相同，但在工场（如图2），它的最低成本线C实在平均维生费用或社会最低工资线S之上，工场最低成本C与平均维生费用S之差，就是工场的组织成本（更确切地说是组织成本减去工场批量采购原料比家庭所省的成本之余额），工场的生产，于边际产量曲线下降到其最低成本线C之c点后就停止生产，因为再做下去它就要亏本；但在家庭，他不可能于c点就停止劳动投入，因为离平均维生费用尚有一段盈余空间。当然，他亦可能在d点停止劳动，因为这代表家庭的边际劳动产量已经达到社会平均维生费用或社会平均最低工资，他停止劳动，完全是他个人的一种选择，这样，过密型劳动未必出现于所有农户内；他也可能一直做下去，直到边际产量为零，于是引发过密型劳动与产生过密型生产模式。过密型劳动其实活动于c经d到e这段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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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工场最低成本C在社会平均维生费用S之上

注意：工场实际上受限于包括其组织成本在内的最低成本C的制约，它之所以不能在平均维生费用水平S下活动，是因为它在边际产量尚未达到平均维生费用水平c点之前，就已经退出了市场，不再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也就是说，尽管社会上仍有愿意接受平均维生费用水平之下工资的劳动者，但这时他们已经找不到打工的地方了，除了自己的家庭。
而且，当工场的边际产量曲线到达c点的时候，工场的雇工边际产量实际上已经达到d点，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工场很难继续迫使雇工劳动以帮他把组织成本（C－S）这一块赚回来。

五、隐蔽性失业与过密型劳动

在手工业工场、在近现代企业里，是否也存在过密型劳动呢？不。因为我们刚才已说，对雇工而言，既然工资已固定于维生成本上的某个水平，则再投入劳动，虽仍有的边际产量，但其投入劳动的报酬却没有边际性的增加，于他是没有作过密性投入的积极性的；所以，他的劳动就停止在图2的c点上。如果强迫，无非让他磨洋工而已。计件工资只能增加劳动强度，但不能诱使过密型劳动的出现。

六、手工业过密化劳动的两种形态；

与奢侈品生产、艺术品生产之比较

在手工业，我们首先要区分一下手工业中的生产方式，即，产品是一种批量性连续生产的，还是单件性非连续生产的。

在单件性非连续生产，如造房子、做家具及建生圹等，作为业主，大多不能以家庭乃至家族的一己之力所能胜任，一般须延请多班工匠为之。在生产方式上，对业主来说是订货委托，对工匠来说是受托承揽。

承揽家做的工匠，事实上出卖的是他的劳动技能与技艺，而作为技能与技艺，看不见摸不着，于工匠间，竞争自然激烈，而于业主，如何选聘工匠却也颇费心思，《乡土寿宁》（刘学、林蔚红主编，中华书局，2007年9月版）上的故事是说，寿宁人造屋选聘东阳师傅做牛腿时问，你一天做下来的木屑有多少？一说一大碗、一说一小碗、一说不到一小杯，结果一小杯师傅被选中了。可见业主信奉慢工出细活，以经验估算工程所需的工时数。

在明清时期，律例与民事习惯尚无法精确规范业主与工匠之间的承揽关系，而业主方面在“数目字管理”方面确也存在缺陷，即无法就委托生产之标的物提供准确与明确的数量与品质描述、也无法详尽计算完成生产所需的工时从而形成工期约束，到头来，双方可能以雇佣关系类比承揽关系，亦即以每天的工钱（并供酒饭）为交易之标的，直至完成业主委托的工作。

这种模糊的合约关系，常使工匠存在“磨洋工”倾向，多做一天是一天，工钱不少饭管够，何乐不为？

但本质上这种合约关系仍为承揽而非雇佣，盖因工匠究竟如何开展作业，是由工匠自主决定的，这与雇佣大为不同，我们还不要忘了业主所以聘请工匠，不是人手不够，而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工匠那样的技能与技艺。业主解聘工匠为解除承揽关系，并非解雇，且双方因此而承担的后果远较解除雇佣关系来得严重：于业主，可能很难找到接续的承揽工匠，即使找到，前面的工程可能浪费泰半；于工匠，则从今往后很难再揽到活计，因为中途被解聘，于其之市场口碑颇受损伤。

浙江东阳牛腿（图片来源：雅昌艺术网）

“磨洋工”有两种——

一是既不增加产品数量也不提高产品品质，徒然消磨时光，但这于工匠是有风险的，一旦因业主忍无可忍而遭驱逐，他在这个市面上就难以混下去了；

另一种，则是虽不增加产品数量（因为产品数量由业主决定），但却在产品的品质上狠下功夫，这种功夫下的产品品质之提高，常致毫无必要的境地，至少，在工匠处于“店做”的情况下，他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从而导致“品质过剩”现象。

这后一种情形，殊堪玩味：于工匠，他付出的并非是过密型劳动，因为他得到的工钱加饭酒并不在他的维生费用水平之下；而于业主，产品品质固然是他所关注的，但品质提高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就未必是业主所要求的，产品品质效用亦不再随工匠追加劳动或品质的提高而增加、甚至开始出现边际效用的下降，但业主又不知道这个“一定的限度”究竟在何处，更不可能基于合约而要求工匠停止这种劳动，于是工匠的劳动必然将产品品质的边际效用推进至零的地步，方罢甘休。

这，也是一种过密化劳动。我们可以将图1之纵轴由“产量”变为“品质效用”、将“平均维生费用”水平线改为“产品平均品质标准”，就能理解这种过密化劳动。

同为前人留下的产品或器物，于产量型过密化劳动之成果，我们很难对其中是否存在“过密”有所体味（图像1：线带团），但于品质型过密化劳动之成果，我们却可以通过比较而观察到（图像2：床花窗上的结子做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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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1：织带团。视之无从感受其编织之劳动是否“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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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2：上为店做吉子，下为家做吉子。此例中，用材还是店做的贵，黄杨；家做的为普通白木。但做工不可以道里计。

当然，导致“品质过剩”的过密化劳动，也常是业主方面的要求，宁波老话有“只求考究只求繁，勿怕工钱勿怕饭”（《鄞县通志》）一说，更有千工床万工轿（图像3：宁波花轿）的称谓，可见眠床与花轿做得好不好是以工口数来衡量的。曾有故事说，有一张姓大户为女儿做一千工床与城隍庙同时开工，城隍庙完工时千工床居然尚未告竣。

如上所述，在单件性的委托生产，由于制度的缺失、标的物定量定性的困难、更由于业主的追新猎奇、夸富斗财的消费需求，常引致产品的“品质过剩”，某种程度上，品质型过密劳动与奢侈品生产难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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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4：徽州木雕，樟木（图片来源：雅昌艺术网）

品质型过密化劳动，与我们在农业、批量性连续生产的手工业及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场景一样，都有费工不费料的特点，故亦可反过来说，品质型过密化劳动，是好工配普料，这与奢侈品生产中的好工配好料、工料相称、生产中不计工料唯以繁缛豪华为上的原则形成强烈反差。比如，在竹木牙角雕琢生产，一般说来,牙角雕为奢侈品生产,因其用材为珍稀的象牙与犀牛角。

从前人遗存的民用器物中，我们常能发现，其中所体现的技能及技艺已与造办处工匠的水准几乎没有差别（图像5：宁波石雕，青石，其名贵程度远逊于汉白玉），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奢侈品生产之工，反而有不及品质型过密化劳动之功的情形（图像6：紫檀器座与楠木器座）。

江南的良工大匠是如此之多，明皇清帝已经无法如唐太宗那样夸口：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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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5：宁波青石薄雕，石材为浙东一带常见，名贵程度远逊汉白玉，性坚且脆，做得这般柔婉精细，质感似木，其匠之功，当不输于皇室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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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6：上两图为紫檀器座及底面，下两图为楠木器座及底面。从底面做工看，紫檀的尚不及楠木的。楠木器座底面，圆滑光洁，寻常金属制品的表面处理亦不过如此。工匠在此所耗费的工口并不少于可见的表面，实无必要，此即“品质过剩”一例。

品质型过密化劳动所以在江南大行其道，以至于我们常能在“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林尽水源”处，如陶渊明那样地发现它在人间桃源里的踪影（图像7：义乌黄山八面厅、诸暨继述堂），归根到底，还是反映了江南地区的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如今人看起来那么糟，相当部分的手工业者群体已完全脱离了农业而独立在市场上谋生。明人张岱曾感慨地说：“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莓篆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皆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则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转引自濮安国著《明清苏式家具》P17，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8月版）！可见，那些手工业的工匠们社会地位也不低。

因此黄宗智所说：“长江三角洲的手工业与近代英国和西欧那些成为后来工业化跳板的茅舍工业的关键区别在于它的劳动报酬令人难以相信的低，以致无法单独以此维持生存”（链接1），看来并非史实，至少，那些雕花匠就是靠手艺生活在当时的世界上，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是也。

并且我们也应注意到，作为工匠的对方，也是编户齐民，所以，品质型过密化劳动本身乃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所以，工匠“单独以此维持生存”，并不同时存在人身依附，我们不可轻率地在此粘贴“封建”之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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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7：上三图为浙江诸暨继述堂，末图为浙江义乌黄山八面厅一景。与诸暨继述堂一样，义乌黄山八面厅亦在远离城镇的山村，其建筑构件及堂门腰绦板之雕刻皆精美无比。据说，继述堂全部建成耗时逾十年。

同样自主生产、并在普通原料（如竹）上不惮功夫、精雕细琢的生产，还有艺人的艺术创造劳动，但这种劳动所可能出现的类似“品质过剩”的精致，却不能被视为产量型过密劳动，也不能被视为品质型过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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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8：榉木橱门板局部，无落款，宁波一藏家所有。精雕细刻，生动无比，其之功，唯以“匪夷所思”可名之。

七、“过密型商品化”、劳动资本间的替代、技术、技艺与过密型劳动

在农业，过密型劳动并非只是一种随时流逝的体力作业，而同时更是一种对农田的连续投资，亦即是劳动的资本化过程。
以农业生产的重心——肥事为例，集肥、制肥、施肥都是劳动过程，它占据了一个农民一年中全部农事活动的四分之一工作内容（《沈氏农书》，转引自洪璞著《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P36，中华书局，2005年11月版），但肥源本身却没有货币价值，如河底的泥、水上的浮萍、人与牲畜家禽之粪、草木灰等，全赖人力将它们转化为了增加地力的肥料。沟洫灌溉工程也如此。

但过密型劳动总的价值趋向上是劳动替代资本的不懈努力。这当中的特点是，投资品与工具不是商品化程度极低，就是货币值极低。

对农户而言，多的是劳力，而紧缺的是钱，所以在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关系上，能用劳力的则不遗余力，万不得已要化钱的，也宁可用半成品或配件，比如，农田肥料、建房所用的粘土砖等，几乎都是农户自己从最最基本的原料做起；同样道理，也很少有农民购买成年耕牛，他宁可买牛犊从小养起。在棉纺棉织，过密型劳动则致力于增加产量。由于资本的匮乏，农户增加产量几乎唯一的手段就是增加劳动时间，家中所有能动员的人力、包括老人和孩子，都加入生产。

当手工纱做不过机纺纱后，农户不是选择进军机纺纱行业，而是干脆选择退出，以机纺纱织土布（《中国城市发展史论》P256），也是因为纺制机纱所需投入的资本超过了家庭所能，且这一投资的同时将对家庭劳力发生替代作用，可能再次形成劳力过剩，——这于农户，是不经济的。

微观经济学上有“等产量曲线”（图4中的q曲线）与“等成本线”（图4中的k直线与l直线）的概念，说的是，在一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某一数量的产量可以由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与劳动的不同组合去生产，所谓等产量曲线就是产出数量相同的资本与劳动的组合点的轨迹；所谓等成本线是指在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价格既定的条件下，花费一定量总成本所能购买到的这两种生产要素的各种组合点的轨迹。这就是说劳动与资本作为最主要的两大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但生产者在决定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关系时，除了受制于技术，更受制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当等产量曲线与等成本线相切时，同产量下生产成本最低。

图3：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等产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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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劳动密集型生产与资本密集型生产

所以，一个经济或一个产业或一种生产模式，究为劳动密集还是资本密集，是就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而言的，过密型生产模式，就是尽可能少的资本与尽可能多的劳动之要素结合生产方式。

黄宗智仅以边际效率之增减来定义“三种农村经济变迁”（密集、过密和发展）、赵冈仅以边际产量与平均维生费用水平的关系来定义过密型劳动，显然忘了“密集”与“过密”在经济学上的本义。

在过密型生产模式，劳动就是投资，劳动千方百计地试图完全替代资本。故——

农户首先关心和欢迎的是节省投资节省资本的技术，如果不省钱，他宁可忍受高强度的劳动；

其次，农户关心减轻劳动强度的技术，黄道婆的新式纺车，就是如此，它在减轻农民劳动强度的同时基本上不增加农户的投资。

故，历史中国的生产技术，到了宋元以降，就逐步显现以劳动替代资本的价值趋向，这与工业时代的农业发展路径（资本替代劳动）大异其趣，这种逆向替代，在今人看来就是停滞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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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为宁波一藏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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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劳动进一步替代资本无望后，农户只着力于自身劳动技能与技艺的提高。我们所熟知的庖丁解牛：“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则最好不过地解释了技艺与技能对农户的经济意义，即劳动技能与技艺，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工具的损耗，从而吸干最后一滴成本损耗。

所以，过密型劳动并非只是体力劳动之无休止投入。

所谓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过密型劳动”之劳动，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技术条件长期作用下所形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比关系中的劳动，它代表着当时当地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它代表着起码的技能、它也带有一定的技艺，总之，这种劳动是一种有着相当之效率与品质含量的劳动，它与建金字塔奴隶的劳动、爪哇稻作农业中的劳动、爱斯基摩人的劳动和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工人的劳动是不同的。

八、市场与过密型劳动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工场相较于家庭，其组织化、制度化的程度大为提高，而这是需要成本的，这块成本是家庭所没有的、或是低至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工场却是刚性的。

所以，历史上棉纺工场所以败于家庭织布，主要原因是工场的最低生产成本大于家庭的，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及产品价格与家庭一样的情况下，工场的生产组织成本无法在市场得到消化。

这就涉及到科斯（Ronald H.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按科斯的理论，如果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组织协调成本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则企业将替代个人而成为市场上生产的主体；反之，企业就不会出现，即使有了，也将选择退出（参见［美］罗纳德哈理科斯著《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10月版）。

江南的墟市集镇（即赵冈所说的“新型市镇”）所构成的市场体系，是世界农业经济时代最为奇妙的现象之一，“它们最基本的特征是：进入市场上的小农户出售他们事业生产的产品，换取原料及粮食，商品的流向与传统市镇完全相反”（《中国城市发展史论》P182）。

我们来看看这种相反的商品流向是如何出现的。

在人口的压力下，江南农业生产的经营规模已被压至“户耕十亩”（参见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链接4。从李文看，人耕十亩与户耕十亩实际上意思相同，且李也未提及租佃制对农户经营规模有何影响，故推测这一规模在自耕农与佃农家庭并无二致；又参见栾成显著《明代黄册研究》P405～4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结论相同）。

但即使是这样一个规模，农户也并不完全用来生产粮食。农户根据经济利益的比较，认为十亩所产之超过家庭消费部分的粮食用于出售是不合算的，“这是因为，农民在出卖粮食的同时，也无偿地放弃了这部分粮食中所拥有的土壤中的那份肥料” （洪璞著《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P105），于是就将粮食生产压缩到满足家庭消费为止的规模，多余的耕地就用来植桑养蚕。

因为治桑与种稻的最大耕作能力之比为1：2（也就是治桑更费劳力），所以李伯重估计一户农家可以植桑2亩、种稻6亩（注意耕作能力比例，农户虽共耕作8亩，但已满负荷工作，相当于耕作水稻10亩）。有资料表明，清乾嘉年间江南地区的水稻亩产约为二石五斗（万明主编前引书P46），地租占产量的50%、永佃制在江苏的比例约40%（《中国土地制度史》P287、307），于是8亩地应交租8×2.5×50%×40%＝4石谷，但实产6×2.5＝15石谷，故交租后只余11石谷，这基本上与明末《沈氏农书》和民国时期刘大钧《吴江农村经济》所估计的农村“五口之家”全年的口粮消耗量（分别为10.8石和10.07石，转引自洪璞上引书P102）相等，农户的其他消费则由植桑2亩所生的收入开支。

链接4：http://xinxueshu.blogchina.com/viewdiary.12964448.html
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

对于要买粮的农户而言，粮食生产的成本他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他自己也种粮；谁家的稻谷长势如何产量几何也不成为什么秘密，路过时飘一眼就知道大概了；至于农户到墟市集镇上买米，因对粮米的当地价格了然于胸，也不必费心费神地打听，何况米行老板几乎都是当地人，没有欺生的可能。这样的粮米市场，于他而言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亦少道德风险，故他大可放心地放弃部分甚至全部的种稻机会而去追逐治桑养蚕或纺纱织布的利益。

对于产粮的农户而言，本村本地谁需要他的粮食、需要多少，于他则了如指掌。况且他的粮食产量满足当地的不产粮家庭之需已属困难（甬谚有曰：“湖广熟、天下足；浙江熟，一餐粥”就是这个意思），故他的粮食销路根本无庸操心；反过来，他想垄断当地的粮食生产却也不可能，因为外地（湖广）来的粮食可能更便宜，所以，产粮农户也就没了将他生产的粮食卖往他所不熟悉的外地市场的意愿；正因为这个市场的交易费用已经如此之低，足够阻止任何人超越家庭而以大规模的单位组织粮食生产的企图。

所以，黄、赵所观察到的“小农农业生产排挤了明末以前相当流行的大规模雇佣劳动生产”和“完全靠雇工耕作的大农场在南方已经绝迹”之现象，其产生的原因，不在过密型劳动，而在于市场。

在过密型生产模式的典型——棉纺业，家庭所需的生产原料和工具，或自产或采购，其成本如粮米情形一般，并无太大的差异；至若销售，也有他所熟识的牙行前来采购或由他自去牙行投售；生产工序户户一样，生产技术家家如此，成本、品质与价格并无赵钱孙李之分。

对棉纺家庭来说，尽管他织的布可能成为蓟辽山陕人的衣、本地的生产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但他本人却可能从未出过远门，市场在他眼里却始终是一般大小，赵冈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指出，江南明清时期的新型市镇之间的距离是5～10里，来回所需的走路时间是1～2小时（P211）。所以，对他来说，他就是为离家五里十里的市场在生产，再说得白一点，他就是为他的牙行在做，清末民初在江南出现的包买制无非使这种做法更加组织化与程序化了（参见周飞舟著《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衣被天下”的成就感，并不能激发他做大做强的雄心，他只顾按部就班专心作业便是。

总之，这样的本土化小型化的实体市场，是生产农户足以把握的。

——想必这是一个令科斯挢舌不下的市场，这个市场的交易费用几乎为零，对他是理论上的假设，而于历史中国，却是曾经的事实。

所以，尽管这样的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触须越来越长，但却没有引发近现代企业组织的产生，反而引起了棉纺业手工业工场的解体，“使生产单位与家庭单位更趋吻合，……手工业更加家庭化”（《中国经济制度史论》P321）。

赵冈将这一过程归咎于人口过剩与过密型劳动，我以为并没有号准脉搏。

实际上，赵冈在分析中国农村租佃制的南北差异时，已经注意到市场体系与交易费用对这种差异形成所具有的决定作用（赵冈著《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P87，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但或许是他对过密化概念的偏爱，他总是以家庭与工场的劳动成本差异来解释工场的失败。

当然，科斯过程在中国江南也并非没有发生，——在棉纺生产市场的交易费用固然如油滑的玻璃那样摩擦系数很小，但全国性棉纺商业市场的发达，却伴随着坐商行贾、经纪牙行、酒肆茶馆、邸店驿站、镖局钱庄等商业组织的大量涌现。这些商业组织一头连着全国性的粮米、棉布、丝麻、油盐、陶瓷、五金等市场，一头则连着江南这些墟市集镇，他们通过当地的牙行经纪，向农户供应日用消费品与家庭副业原料与工具，同时收购农户的产品。

实际上正是这些商业组织通过当地的代理人，营造了可让农户形成稳定的经济预期以放心安心生产之市场氛围，或者说，正是他们创造了施坚雅（Skinner,G.William）所说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要是说中国的小农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中，那个世界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共同体。我要指出的是：小农的实际活动范围，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村落，而是一个基层集市所及的整个地区”（转引自《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P22）。

家庭分家析产的文书

赵冈在阐述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停滞原因时，认为可以排除市场或需求的因素，私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也不是受行会所限。他认为的两大阻力：一为家庭技术保密制度，一为过密型劳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十章之二）。此一逻辑，似有循环论证之嫌。

在我看来，市场或需求的因素仍然无法如赵所说那样“可以很安全地排除”（P411），这是因为在明清以降的中国，即使在大如全国性市场这一层面，市场需求相对于供应能力之刺激仍嫌不足，它除了能够产生商业利润外，留给生产行业的利润却已经越来越小，以至于制度性的生产组织已无法生存而趋于解体。个中原因，我以为是中国内部虽然有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但由于整个中国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其内部已不可能出现新鲜而又强劲的需求力量使科斯过程（生产领域内的制度性组织）得以出现，故中国内部不是没有斯密引擎，而是斯密引擎动力不足。

说到底，如果中国不能成为全球分工与专业化之一环，则这样的市场不管其如何地发达、这样的市场所带来的分工与专业化不管其如何地细分，中国手工业生产之停滞不前，乃是不可逃脱的“宿命”。

九、农业资本主义、内卷与过密型劳动

秦汉以来的中国，“土可贾焉”（《左传》襄公四年），早有“庸民”（《商君书•垦令》，“庸”通“佣”），历史悠久的私有制下的土地市场、劳力市场和商品市场提供了世界经济史上完全自由竞争市场之最经典范例，平民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经济角色。而在政治上，中华帝国是世俗政权，没有宗教歧视与钳制，没有世袭的贵族，没有不可逾越的阶级，科举与捐纳是平民充当帝国官吏的晋身途径。

这样一种社会，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无非是这个有着两千年左右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而已。

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实际上已经到了快要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境地，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势，却让这薄薄的窗户纸变得如城墙这么厚，以至于对发生在中国与西方之相同相似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现象，都会作出不同的价值与意义之判断，比如，市民问题，依学者们看，居住在中国大都巨邑里的人永远不是他们眼中的“市民”，但西欧小郡的居民却都是有着种种光环的先进阶级。

历史研究上的种种傲慢与偏见，最终都使国人失却对本民族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著《国史大纲》前言，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三版）。

链接5：http://eastabwood.blog.hexun.com/16851145_d.html
历史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农业资本主义

我以为，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也是唯一的农业资本主义社会。

但一个广土众民且又没有西欧那样的历史机会的老大帝国，其经济基础由农业而转向工业，在知识体系、制度文化上所遇到的困难，比欧洲大陆上那些向工业化过渡失败的地区更大，毋宁说，农业中国向工业化迈进，是人类历史层面上的大问题，绝非蕞尔岛国能提供现成的经验予以解决，最终还得靠这个民族自身的智慧与活力走出一条借鉴与创造之道以完成经济基础的转型。

这许多尺中，没有一把的尺寸是与其他尺相同的，为什么会如此？恐怕这就是农业社会中的知识体系有别于工业社会之故。中国人讲求“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在标准度量上，就是如此（见下图）
 

农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烂熟，既带来江南的丰饶，但也堵死了这一中国最先进地区自主走向工业化的路。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技术趋向上的劳动对资本的逆向替代，二是市场的发达导致生产组织形态由雇工经营的农场、手工业工场萎缩退化到家庭这一层次。

这两者使得资本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度大幅度衰退，而技术创新（当然也连带着包括科学研究）与企业家才能根本没有机会加入到生产要素的序列。

农业资本主义已输出最大功率，整个江南地区的劳动与自然资源、人口与土地已经达到所能匹配的极限。

这种状态恰如没有技术创新和企业家创新的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式“循环流转”（［美］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版）。

如果非得新创一个词汇来描述的话，我以为最恰当不过的就是：内卷，——高度发达的农业资本主义的江南经济就象单面上胶的纸，一旦卷起，就不可能自动打开。饥荒与战争仅可以破坏旧一轮和重启新一轮的内卷，但不可能消灭内卷；唯有新的市场需求、新的供应力量逼迫过密型生产模式退出历史舞台，才能引起真正的革命，带来全新的发展，而这，则是鸦片战争后的事儿了。

所以，我认为，内卷与过密，是两个不能互相替代的词汇，都有着其独特研究价值，更不应该用同一个英文单词。

“内卷”，INVOLUTION，可用以宏观地描述农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江南经济的趋势与状态；

“过密”，则可用以微观地刻划家庭作边际产量、边际效用趋零的劳动投入状态。

如果用EXCESSIVE CONCENTRATED对应于“过密”，或许更加直白明了。

跋

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中国江南地区的过密型劳动，无疑是人类在农业社会最伟大的制度创举，它本身就是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的发展，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是它支持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群过着体面甚至精致的生活，这无疑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中国经济在近一二百年来的落后，引起国人的怨怼，自卑自虐不时有之，自大自夸不日无之，而外人的奚落嘲笑、居高临下般的怜悯亦不曾销声匿迹，这种对历史的态度常使研究者难以秉持冷静客观的一贯立场。

黄宗智提出了很有价值、也很有意思的概念，——内卷化或过密化（在黄看来内卷与过密是同样意思），却始终将它与糊口农业、没有发展的增长概念联系在一起，结论出现于证明之前，论证过程似欠严谨，令人如顺吃甘蔗，味道一节不如一节。

若非赵冈，至少于我，不再对过密与内卷有进一步探究的兴趣。赵冈、陈仲毅以普通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经济史，使看多了以政治利益、意识形态为先验观点的经济史著作的人，如饮清茗，顿感快意，其文风平实，其持论公允，既引人入胜，又予人启迪，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一二，但却不得不折服于他对历史的态度。

过密型生产模式，如果换一个角度说，则是资本与土地有着最高生产效率的生产模式，这也是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模式，同时当时的社会也是一个消费驱动经济的社会，它曾让江南人民过上一种自由、乐观且艺术化的生活。

然大势之变，已不可逆转，吾人固然不能沉湎于伊甸园的浪漫回忆，但因时过境迁而咒之为地狱，却也断断不可。

                                                                                           戊子 仲秋 于味闲庐

学术先不说，整个文章就是一部艺术品~~~~

另：用手指做尺寸真是很常见的事情，特别是南方人在做木工活的时候

很有道理

要看完得花时间～～～～～

非常有价值的题材啊，存下来慢慢学习，多谢lz！

值得关注一下，确实是个好东西。

体系有点乱，几大流派一齐发力，理解不了大作

谢谢各位师友的关注！

谢谢版主鼓励！

期待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