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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贾根良: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2018-03-28 | 发布:经管之家

摘要:国际学术界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演化经济学和后新古典经济学,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表现为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两者的产业政策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技术赶超或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有关政府作用的理论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为基础的,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则在批判市场失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看来,新结构经济学不适合于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在运用于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情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使是运用于低收入国家,也是有局限性的。事实证明,技术赶超而非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基础全面的价值链升级正是我国所有地方政府都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吉林报告》则忽视了这一关键问题。《吉林报告》的缺陷说明,聚焦于传统意义上产业部门之间区别的新结构经济学已不适应新国际分工对产业政策提出的新要求,演化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价值链特定环节、核心技术和组织能力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是通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还是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基础之上,针对中国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发展一种历史和国情特定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关键词:产业政策范式 演化发展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 历史经验 中国国情

自2016年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新一轮产业政策争论以来,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信奉者,其它经济学流派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对之保持着沉默。但这并不说明,其它经济学流派的学者对产业政策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恰恰相反,这些学者的研究要比现在的争论早就深入得多。例如,在演化经济学以及与之具有历史渊源的研究传统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有路风(2000,2004,2016a,2016b,2016c,2016d)、贾根良等(2007,2008,2009a,2009b,2011,2015)、贾根良(2012,2013a,2013b,2013c,2013d, 2013e,2014a,2014b, 2014c,2016,2017a,2017b)、宋磊(2015,2016a,2016b,2016c)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贺俊等人(例如,贺竣吕铁,2015;黄群慧、贺俊,2015;贺俊,2016,2017a,2017b)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也许除林毅夫、宋磊、贺俊和顾昕等人外,其它参与争论的学者并不知晓国际学术界在过去十多年中有关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因此,本文首先通过介绍当前国外经济学界有关产业政策研究的两大理论范式,厘清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在目前产业政策的争论以及在经济思想史中所处的位置,为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两大理论范式提供一个概要。在此基础上,本文第二节将对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的基础提出批评,并阐明演化发展经济学相应的替代性观点。最后则讨论演化发展经济学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为什么要比新结构经济学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

一、产业政策研究国际前沿的两大理论范式

在进行讨论之前,本文首先需要对产业政策的概念进行定义。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所谓产业政策就是指所有有关产业发展的政策,或者是有关发展的产业政策(developmental industrial policy)(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Runde,2017),这样定义的产业政策既包括英文中工业战略(Industrial strategy)的概念,也包括政府制定的与企业生产活动有关的微观经济政策。皮特利斯认为,微观经济政策目前正在大西洋两岸通过产业政策、战略和国际竞争这些伪装的概念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得到复兴,“正如钱德勒、彭罗丝和许多其他作者观察到的:组织和企业是国家可持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公共产业政策的分析再也不能忽视企业以及它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了”(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Runde,2017)。而那种“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产业政策理解为在市场机制发生障碍的情况下,政府对特定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进行介入或对特定产业内部的竞争进行限制的政策,……实际上将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立场的政策实践排除在产业政策之外”了(宋磊,2016a:3),本文将不采用这种以特定理论范式定义的产业政策概念。

按照上述演化经济学有关产业政策的定义,“历史上第一次审慎的、大规模的产业政策”的实施可以远溯至1485年登基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亨利七世的青少年时代是和他的一位姨妈在法国的勃艮第度过的,在这个地方,他注意到毛纺织品的生产不仅为其生产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也使面包师和其他工匠非常富裕,但其原材料却都是从英格兰进口的。1485年,当亨利接手英格兰时,英格兰是个一贫如洗的王国,未来几年的羊毛生产都抵押给了意大利的银行家,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在勃艮第的所见所闻,因此,他决定采取模仿勃艮第的做法,并为此制定了鼓励羊毛纺织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包括对羊毛出口征收关税、对新建立的羊毛纺织厂规定免税期、吸引海外特别是荷兰和意大利的工匠到英国定居等,这就是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开端(埃里克·S·赖纳特,2010,58-62)。正是这种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最终在英国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贾根良,2017a)。

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不仅是最早的产业政策,而且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坚决反对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正如李斯特和马克思指出的,(晚期)重商主义(16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重工主义”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1721年在议会开幕时经内阁授意所说的话就典型地概括了这种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国家利益的关键性作用:“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61:41)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如果一国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殖民地就只能是其悲惨的命运了。查阅任何一本社会科学著作,您总是会发现,殖民地无一例外地被定义为“宗主国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制成品销售市潮。重商主义这种“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不仅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性因素,而且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的催化剂。“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对国家命运是何等重要!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的产业政策理论也不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的,而是晚期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在对何种经济活动才能使国家致富特别是关于“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等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在他们看来,“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制成品”是“坏的贸易”,而“出口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则是“好的贸易”(梅俊杰,2008,105-106)。当时的英国精英阶层正是以这种重商主义经济学说为依据制定产业政策的,从而推动了英国的崛起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演化发展经济学正是通过对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了有关国富国穷的基本原理:“增长是经济活动特定的”,并为之提供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产业政策只有选择技术创新机会窗口大、进入壁垒高和规模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一国才能走上富裕的道路。

正是基于对国际学术界上述研究成果的了解,2005年初,笔者邀请挪威著名演化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家和发展经济学家埃里克·S·赖纳特共同为中国读者编辑一本由笔者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著作。这本著作在2007年以《穷国的富国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逊(上、下卷)为名出版,现在仍是世界上第一本、同时现在也是惟一一本以“演化发展经济学”命名的著作。下图就是笔者通过对该书上卷第15页的图——“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另类教规经济学”——进行较大修改而绘制的“演化发展经济学系谱图”。

图1 演化发展经济学(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系谱图(简图)

来源:贾根良根据埃里克·S·赖纳特、贾根良(2007,15)修改而成

从图1可以看出,西欧主要国家(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晚期重商主义经济学是最早的发展经济学(K.S,Jomo and Erik.S. Reinert, 2005; Erik. S. Reinert,JayatiGhosh and RainerKattel,2016),并对美国学派(汉密尔顿是其先驱)和李斯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分别成为推进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经济学说,美国学派、李斯特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日大分流”的重要因素(贾根良,2015),1945年后的日本和1953年后的韩国的“发展型国家”深受这种经济(产业)政策传统的影响,虽然许多发展型国家论者未能深入理解这种历史渊源。因此,演化发展经济学不仅从这些源远流长的产业政策实践及其思想史中吸收灵感来源,而且还直接从李斯特、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学派的E.P.史密斯那里直接吸收理论灵感。

演化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就是由上述以政策实践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思想与广义上的现代经济演化理论合流而成,运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重新阐释历史上的经济政策实践及其经济思想,并创造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实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将之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这种广义上的现代经济演化理论包括:演化经济学(其主要流派是凡勃伦以来的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结构主义经典发展经济学的演化理论方面、继承凯恩斯传统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特别是现代货币理论,并直接从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那里直接吸收理论灵感,因为和熊彼特和凡勃伦一样,马克思和凯恩斯也被公认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对于这种广义上的现代经济演化理论,我们需要简要地说明它与演化发展经济学及其产业政策理论之间的三点主要联系。

首先,演化发展经济学的产业政策理论仍需要继承并发展经典发展经济学合理的理论成分。例如,杨格定理是在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基础之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而斯密定理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经济演化思想的重要代表。在杨格定理基础上,经典发展经济学的两位开拓者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指出,由于投资活动在产业间存在着金钱外部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之进行协调。对于经典发展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豪斯曼和罗德里克也是承认的,在他们的著名论文《经济发展作为自我发现》(Hausman R. and D.Rodrik,2003)中,他们提出了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两大理论基椽—“协调失灵”和“信息外溢”,其中前者就是从经典发展经济学继承而来的。但是,演化发展经济学与经典发展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包括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强调技术创新而非后者所谓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其次,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一代学派是英国的剑桥学派(国内学者在过去经常称之为新剑桥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卡尔多、罗宾逊夫人和帕西内蒂等人,他们探讨了作为演化经济学主题之一的分工、技术进步、报酬递增和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等问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其货币金融理论,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现代货币理论(又称国家货币理论)异军突起,影响越来越大。例如,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它不仅对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智囊产生了重大影响(Wray L R.,2017),而且,作为现代货币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还在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的竞选中直接担任经济顾问,尽管由于美国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特朗普政府不可能以这种货币理论为基础制定经济政策,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却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新熊彼特学派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彭罗丝的《企业成长理论》(Penrose,1959)继承和拓展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在这本名著中,彭罗丝指出,企业的“超额资源”内生地导致了企业的成长,它是作为企业间学习、专业化和协同工作以及有抱负的管理者为“超额资源”寻找新的有利可图的用途的结果,从而为目前在商学院作为主流理论的“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学中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产业政策理论奠定了基矗纳尔逊和温特的经典著作(Nelson and Winter,1982)不仅因为强调惯例、能力、创新和组织学习在推动组织变迁并提高组织绩效上的作用,从而对“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理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们还开创了演化经济学中的新熊彼特学派,发展了创新体系(创新系统)的研究方法,开辟了创新经济学的专门研究领域。“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理论”和新熊彼特学派都是建立在熊彼特的学说基础之上的,因此本文将之统一称为新熊彼特学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演化发展经济学中,对产业政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新熊彼特学派。众所周知,以美国学者查莫斯·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一书为标志,正式拉开了一场全球性的产业政策大辩论。但正如宋磊指出的,在日本学者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中,今井贤一在1984年已经开始将演化经济学以及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学术渊源的动态能力理论应用到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之中,但直到现在,这种研究思路仍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注意,同样,在20世纪下半叶的英文文献中,由于演化经济学家没有使用过于“狭隘的”产业政策概念,而是使用了创新体系的概念(国家的、区域的、部门的和技术的)讨论政府如何通过建设创新体系在制度和政策等更系统、更多维的视角推动产业发展的问题,所以,演化经济学特别是新熊彼特学派在产业政策研究上的贡献也就很少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

在演化经济学中,如果说今井贤一是最早将企业能力问题引入到产业政策研究的学者,那么,英国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和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在1982年提交给经合组织(OECD)的一篇会议论文则是第一篇从宏观和中观角度从事产业政策研究的论文。弗里曼在198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中,研究了日本通商产业省和经联会的产业政策对日本创新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发展经验的研究,并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英文书名(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中受到启发,弗里曼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的概念,这展现了现代演化经济学在发展的早期就与源远流长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之间的历史渊源。

大约在2007年之后,演化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使用“产业政策”的术语了。2007年,演化经济学家苏特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实践中的产业政策开始转向了创新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通过加强能力建设,推动技术创新,从而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Luc Soete,2007)。在对截止到2007年的产业政策研究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笔者区分了旧式的和新式的产业政策:从前在东亚与拉丁美洲国家实施的产业政策是旧式的产业政策,而以知识、能力建设和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则是新式产业政策,后者将越来越成为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的重点,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贾根良、姜达洋,2009a)。2009年,赛默里、多西和斯蒂格里茨编辑出版了演化发展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产业政策与发展:能力积累的政治经济学》(Cimoli M., G. Dosi, and J. E. Stiglitz, eds. 2009)。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原本不属于演化经济学阵营,但自他离开世界银行成为“华盛顿共识”的反对者之后,就日益运用演化经济学研究实际经济问题。他将伦德瓦尔等演化经济学家们有关学习型经济的研究运用到发展中经济的问题,提出了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关键问题是知识和学习问题的观点(Stiglitz,2011)。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Stiglitz and Greenwald,2014)进一步指出,(演化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已认识到,生活水平的改善来自于技术进步,而不是来自资本积累,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真正区分开来的主要是知识的差距。在他们看来,发展中国家增长和追赶的步伐基本上依赖于它们能够缩小知识差距的步伐,这就使得国家如何学习、如何变得更有生产力和公共政策如何推进这种进程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精心设计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可以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而设计很差的政策则阻碍了学习。“新自由主义”集中在静态资源配置上的思路阻碍了学习而不是推动了增长,自由贸易实际上导致了停滞,而基础广泛的工业保护和汇率干预给被保护的部门并常常是给整个经济带来了好处(Pitelis, C. N. 2016)。

那么,上述演化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源流及其对产业政策的研究与过去十多年国际经济学界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笔者只是通过介绍一场争论和英国经济学家皮特利斯(Christos Pitelis)有关产业政策研究的综述对此做出说明。

就在中文版《穷国的富国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逊于2007年元月出版后,演化发展经济学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在该年也相继出版了,这就是赖纳特的《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依然贫穷?》(Erik.S.Reinert,2007)和张夏准的《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Ha-Joon Chang,2007)。与赖纳特更理论化的著作不同,张夏准的论著更多地是从经济政策史入手的。2007年7月21日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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