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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邱海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2018-03-29 | 发布:经管之家

构建作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当前以及未来一定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界面临的重大理论任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其理论属性。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就是指它在理论上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这不仅涉及它与现有各种主要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的关系,而且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这一重要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成立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首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成立。虽然国内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可能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是持明确否定态度的。


例如,钱颖一教授认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田国强教授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在这些学者看来,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唯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问题,而不是徒劳地去制造出另外一套不同于“现代经济学’’的什么经济学理论。根据这样的观点,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都是不能成立的、荒谬的,更谈不上构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了。那么,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真的没有国别性吗?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真的是唯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吗?中国经济学的主要任务真的只是运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真的不能成立吗?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分析作出明确的回答。


(―)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有没有国别性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总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历史性的,从而必然具有国别差异性。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深刻的论述。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客观上总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强调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差异性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它的一般性及其意义。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马克思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


但是,承认不同社会以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某些共性或一般性,并不意味着研究这种共性和一般性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主要任务。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马克思还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历史性和虚伪性:“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必须辩证地看待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所具有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反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从而必须承认它所具有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性。因此,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和研究不研究存在于不同社会和不同国家的那些具有一般性或共性的东西,而在于是否把一般性同特殊性和个别性相混同并且用对于一般性或共性的研究代替对于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研究。因此,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经济运动的共同规律,也不是把某种已有的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加以运用,而是应该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首先立足于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所有已有的理论都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和借鉴,而不能作为一种“标准”。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才能得到发展和创新,也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性,根源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众所周知,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其研究对象总是存在于一定国家的社会经济之中的。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除了经济活动之外,还有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等,人类的这些活动不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且受到一定的国家形态、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重大影响。这就决定了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可以用数学来表达、完全不受研究者的立场和社会价值观以及方法论的影响。另外,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同样也要揭示那些通行于一切社会的“一般的普遍规律”,那就必须以对于全部人类经济活动的研究为前提,但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假说”的性质,而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的真理。事实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基于对全部人类经济史以及世界经济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而是主要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所以,把本来反映着一定社会形态、一定国家形态、一定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宣布为人类永恒的“普世真理”,不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幻想和虚构,而且也是他们用以欺骗世界人民的一贯伎俩。


(二)关于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总是更多地反映着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在阶级社会中,从来不存在能够反映和代表所有不同阶级利益和诉求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如上所述,即使有人宣布自己的经济学是“普世真理”,也无法改变这一客观事实。显然,由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产生于这些国家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以,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不从这样一个高度出发,不从这样一个本质层面出发,就不可能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


在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向马克思学习。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批判继承的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采取的是一种科学公正的态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和历史地位,并且在理论上继承了他们所提出来的许多范畴,如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固定资本、流动资本等;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充分揭示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理论逻辑和范畴含义等多方面存在的错误和局限性,不仅创立了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价值实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生产价格、绝对地租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新范畴,而且即使是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继承下来的旧范畴和概念,也重新赋予其科学的含义。正是在既继承又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才创立了全新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做了重要的理论区分,他明确地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I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发展历史来看,19世纪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个年代发生的两个方面的重要事实影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是一批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直接利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并由此推动了那个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二是围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理论发生的大论争,直接导致了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在此之后,不仅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而且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理论上对抗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力,就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核心理论任务。于是,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所谓“边际革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力图用效用价值论替代“危险的”劳动价值论。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表了《经济学原理》,他所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一段时间内是英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19291933年“大萧条”的爆发,宣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失效,并催发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成为英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又持续陷入“滞胀”的泥潭,从而也宣布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失灵。于是,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的轮回,即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和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英美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宣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


所谓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指仍然在西方国家大学经济学教科书和学术期刊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再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普遍存在的财富占有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全球生态危机等各种客观事实充分表明,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科学的经济学,更不是什么“普世真理”。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进一步证明,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及其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除了继续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进行改良主义的争吵之外,不可能提出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良策和方案。当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利用数学披上了科学的形式主义外衣,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其庸俗经济学的本质。因此,继续崇拜和迷信早已被实践证明并非科学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无视和全盘否定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我们所具有的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在看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整体上的庸俗性质的同时,还必须充分了解和认识其中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部分内容和可以借鉴的成分。比如,虽然其“经济人假设”带有虚构的成分,但能够启发我们必须关注对于个体理性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从而推进对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整体结果的认识;再如,虽然其“均衡价格理论”并不科学,但能够启发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对供求关系以及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商品价格的影响的研究;又如,虽然其大量使用数学和计量方法有形式主义之嫌,但能够启发我们必须更加关注研究各种经济运行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等。总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所提出来的许多具体概念和理论,经过科学改造之后是能够为我所用的。我们既要反对全盘照抄照搬和盲目迷信当代西方经济学,也要反对全盘否定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所具有的一定借鉴和参考价值。那种把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解为唯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并据此反对中国人需要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我们不仅要科学理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同时,还必须充分认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否则,仅有可能性和合理性而无可行性和必要性,也是无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全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都表明,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一定的经济实践为经济理论的产生提供事实依据和基础,从根本上来说,经济理论的具体形态和成熟程度,是由客观的经济实践的成熟程度和特点决定的;另―方面,一定的经济理论又会对经济实践的发展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因此,考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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