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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刘伟:稳中有变 变中有忧 稳中求进——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政策分析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2019-01-20 | 发布:经管之家

进入2019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新的变化和特征。总结我国近三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突出特点,2016年触底企稳,2017年稳中向好,2018年稳中有进同时稳中有变,2019年则变中有忧,在宏观调控政策上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贯彻“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一、稳中有变


总体上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运行是稳的,即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处在政策目标可控范围之内,预计经济增长率将在6.5%以上,GDP总量有望突破90万亿人民币,通货膨胀率(CPI)控制在2.4%左右,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下,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严重波动,但“稳中有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2019年必须注意关注。


第一,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加大。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减弱,中美贸易出现摩擦,地缘政治乃至局部战争频发,前期出现的外需改善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在2019年不仅难以持续,而且有可能恶化。2017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难得地实现了同步增长,带来了外部需求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世界各国同步采取持续性超常规宏观政策的产物,其中潜伏着大量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2018年世界经济复苏形势出现了严重分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性下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及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2019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较此前显著恶化。IMF、世界银行、OECD等机构纷纷下调了世界贸易、世界投资以及世界GDP的增速。


另一方面,持续的金融宽松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同步化,国际金融风险上扬,未来出现外部金融冲击的可能性加大。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条件持续宽松,已经达到2006—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全球各国股票和房价的同步上涨,由此引起的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的情况下,欧美国家用金融杠杆抬高金融资产价格产生估值效应来修复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已经超过2006年水平,从而导致全球股市市盈率普遍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全球房价也出现了更大范围更为同步的全面上涨,资产泡沫空前增加。因此,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金融风险也在加大,受到金融冲击产生经济波动的可能性提高。


第二,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发生变异,企业、消费者和政府行为模式均发生显著变化。首先,企业行为模式发生了不利变化。一是生产成本的上升、市场需求的回落、改革前景的信心不足,已经导致企业投资意愿出现持续回落。二是工业企业在产业间和所有制上的利润分化,特别是上游行业和国有企业利润改善而中下游行业和民营企业利润恶化,进一步加剧制造业企业经营困难和“脱实向虚”。三是上市公司投资泛化和“房地产化”,进一步凸显了上述问题。


其次,消费者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左右,相比其他宏观变量,消费表现比较平稳,但出现的新变化引发市场关注。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不健康发展,居民在住房投资上过度支出,已经严重挤压了居民的消费基金。据估计,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房产达到69%,对比美国的36%,中国居民的“可速变现”消费能力受到很大制约。有研究估计,中国城镇居民的购房负担率(年度购房支出/收支结余)自2015年以来出现新一轮较快上升,2018年首次突破100%而达到111%,这意味着平均而言,城镇居民已经没有盈余资金用于改善消费。二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显示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长期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平,导致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收入比重降低。居民收入平均增速与中位数增速之间的背离,以及各阶层统计收入与真实收入的背离,进一步抑制了消费的增长。三是中高端消费供给不足,导致消费升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降低大众消费的同时,符合高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中高端消费又得不到满足,进一步降低了总体消费水平。2017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经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8.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也从67.7%下降到31.2%,基本达到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消费升级的需求极为迫切。最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在持续产生影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不足,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过高,不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再者,我国现行税收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多为从价税,针对消费课税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特别是普通消费者的消费。


最后,政府行为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投资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建投资的急剧下滑,重要原因是政府行为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发动机的动力已经大为减弱。目前正在进行机构改革,进行债务达标、政府职能的转变,新官要理旧账,在债务上形成追责制度,等等。投资下滑特别是基建投资的下滑,与政府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的调整密切相关,这样的变化在未来会是常态。按照改革的目标,地方政府的职能要重构,从过去管制型政府、投资型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这种转变要求政府的投资能力弱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挤水分”。在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下,新一届政府在投资数据上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过去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虚高,2016年达到81%,2017年为77%,而最后核算出来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仅有44%,可见投资的水分之大。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未来工作的重点和改革深化的方向应有重要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近三年来,在各方的努力下取得了重大成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也已达成阶段性目标,未来需要对总体经济战略进行重新定位和路线设计,以更好地应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首先,在去产能方面,工业产能利用率显著提升,相关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2018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已达到76%以上,比2016年同期提高近4个百分点,PPI同比总体涨幅超过4%。其次,在去库存方面,房地产库存已经大幅下降,甚至出现房价轮番上涨。再次,在去杠杆方面,总体债务率上升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工作思路也在进行重要调整。在总体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后,2018年8%的M2增速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是否过低,是继续进行整体去杠杆还是转向结构性去杠杆,是继续进行增量调整还是启动存量调整,以及去杠杆过程中的方式方法问题等,都需要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定位。最后,在降成本和补短板方面,需要从更高层面加大实施力度。需要通过财税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降低税负成本和制度成本,积极有为补齐公共服务和市场制度建设的短板,切实回应企业和居民的真实诉求,真正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此外,在降成本方面,未来可能还需要关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2018年中国物价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尽管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是很明显的变化是已经从需求推动型通胀转为成本推动型通胀。背后两大驱动因素是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和国内上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上2018年房租价格大幅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居住成本出现明显抬升。尽管温和的通胀并不值得惧怕,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减轻债务压力,但是需要正视潜在风险。


从以上三方面变化可以看出,当前宏观经济的下行可能并非周期性,而是趋势性问题。从外部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而成为中长期问题。随着美俄、美伊冲突加剧,给中国带来石油冲击。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美国经济处于周期性高点,因此我们看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向美国的出口暂时未受到显著的影响,但是随着中期视角下美国经济走势逐渐下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才会真正显现。从内部环境看,企业、消费者和政府新的行为模式一旦形成,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扭转,而必然成为中长期问题。


二、变中有忧


总结2018年的新变化,虽然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在6.5%以上,但分季度是持续下降的,从年初的6.8%降至第二季度6.7%,第三季度6.5%,第四季度则可能为6.3%。2019年宏观经济运行可能具有新的特征,经济下行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2019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一是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阶段性底部还没有呈现;二是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本质性问题;三是新旧动能转换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四是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


第二,在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变化的影响下,即使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和解,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中美冲突在其他领域的展开,也都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将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2019年出口会回落,外需不旺,日本、欧洲和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第三,2019年面临经济下行周期与金融下行周期的重叠,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的重叠,大开放、大调整与大改革的重叠,盈利能力下降与抗风险能力下降的重叠,决定了2019年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


第四,很多金融参数创历史新低说明中国经济内生性收缩压力较大,2019年系统性金融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债务水平的高筑、盈利能力的下降、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回旋空间大幅度缩孝未来不确定性的提升以及悲观情绪的蔓延,都决定了不同领域的短板效应将加速显化,局部风险将在房地产市尝汇市、股市、债市以及其他金融市场持续释放。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利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对2019年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如下: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左右,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投资意愿低迷的态势难以扭转,全年投资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居民债务攀升导致的消费基础削弱,全年消费增速为9.0%。外部环境继续恶化,全年出口增速降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降为994亿美元。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温和状态,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


进一步考察,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过程中,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突出。


第一,外部冲击的风险。在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的裂变期,外部风险的恶化具有趋势性、阶段性与结构性的特征,特别是中美冲突具有长期性,这对于中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构成极大挑战。2019年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币汇率贬值承压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明显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


第二,失业压力加大和就业质量下降的风险。目前就业总体平稳,但就业和工资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特别是第三季度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同比下降27%,为2011年来该季度指标首次出现负增长。2019年就业还将面临四大冲击。一是贸易战从资本密集型行业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延伸,相关产业的就业承压。如不采取任何措施,将使直接从事对美出口生产的就业损失不下300万;如采取5%的竞争性贬值措施,损失或可控制在百万内。二是近几年第二产业加速排斥劳动力,每年在500万人以上,叠加贸易战的影响,预计2019年第二产业的就业排斥量达到600万~800万。三是服务业出现周期性放缓,近期服务业生产指数和投资均出现大幅下滑,就业创造功能将急剧衰减。四是“双创”浪潮步入中后期所必然出现的失败潮,2019年释放的劳动力可能呈现井喷之势。


第三,房地产市场剧烈调整的相关经济和金融风险。2019年房地产市场发生调整的风险明显加大,并可能产生“交叉感染风险”,成为影响短期经济走向和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高压管控下房价出现明显“复涨”的趋势,同时房地产企业土地库存快速累积、杠杆率持续攀升、短期偿债能力恶化、债务违约从非标市场向债券市场蔓延,标志着2019年房地产市场调整的风险加大。


第四,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债务问题集中暴露的风险。2019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偿债高峰期首次到来,从3523亿元剧增至17842亿元,但财政收入增速加快下滑、土地出让金收入回落、创新项目烂尾工程和坏账增多,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显著加大,局部风险可能会集中暴露。


第五,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不可持续的风险。一是在目前的民间投资回升中,房地产投资起到了较大支撑作用,2019年面临同向波动的风险;二是民间制造业投资可能受到2019年进入去库存周期的不利影响,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所受冲击更大;三是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总资产同比减少4.7%,而资产负债率却上升到56.1%,比2017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民企债券违约金额开始急剧增加,前三季度已接近500亿元,比2017年全年提高300亿元;四是国际分工格局正在重构,经济新冷战格局的苗头显现,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吸引制造业投资,中国可能面临趋势性投资外流。


第六,汇率波动加剧的风险。随着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和美联储加息提速,2018年初至今,全球2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兑美元全部出现贬值,阿根廷、土耳其已经爆发了货币危机,紧随其后的就是“金砖五国”均贬值10%以上。目前中美利差已经收窄至零,随着2019年美联储加息继续提速,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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